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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文不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但他又类似于那个时代的士大夫，虽是武将，却又不善带兵打仗，他不是文人，却做到文华殿大学士；一生没有什么建树，官却做得很大。然而，历史还是公道的，《清史稿》并没有因他位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而抬举他，反而只是一笔带过。

    那么这个人的能耐到底在哪里呢？前面说了，就是“会做官”，这种会做官，换一个词，就是曾国藩私下说的“官文党类太盛”。说这句话时是咸丰十一年。咸丰十一年，旧皇帝将死，新皇帝将来。这个时候连身在军营的曾国藩都知道他“结党”，朝廷未必不知道。而新寡妇西太后又是最忌结党之人的，那么为何后来，先诛肃顺一党，继而又罢奕亲王之后一直没对他采取行动？

    官文结党之余，还很贪。不仅贪，架子还很大。当时的湖北流传说总督府有“三大”，妾大、门丁大、庖人大。所谓妾大，官文大概只有一个妾，原是一个婢女，深得官文喜爱，纳为妾后，凡事都听这个小老婆的。当年胡林翼笼络他就是走的这个姨太太的路线，让自己的母亲收这位姨太太做干女，那么自己也就多了一个干妹妹。结果成全了江南大业。所谓门丁大，是说湖广境内大小官员要见官文，必须先经他的门卫通报，才能进见，倘若没过这一关，任你天大的事也办不了。所谓庖人大，庖人就是厨子，而这个厨子是他的恩师肃顺推荐的，所以仗着这一层关系，这个厨房大师傅脾气比官文还大，官文竟然也奈何不得。

    野史有载，说一个原来做过官文的同性恋对象（那时称娈童）叫马艾弁的，后来做了副将，白天强行私闯民宅强奸民女，女不从，竟被杀。其家人告到官府，时任湖北布政使的阎敬铭得知此案后，立即去见官文。官文借口生病不见。阎说，如果大人有病吹不得风，我可到卧室一见。官文还是不答应，阎就说，中堂大人生病总有病好的一天，我就在这里等。结果他果然带了铺盖在总督府的大厅里睡了三天三夜。任谁来劝说他都不走，不杀了这个双性恋的副将誓不回去。如此，官文只好出来接见，并且在他这个下属面前长跪不起。可是这个“阎海瑞”不为所动。在一边的严树森（他后来与官文不和，只好走人）都看不过去了，正色指责阎不要太过分了。这样，阎则扶起官文，并商量不杀副将，革职回籍。等到这个副将出来谢恩时，阎大喝一声拿下，叫士兵扒了他的裤子，重打了40大板之后才了事。官文也从此怕了这个“阎海瑞”。这一打，把督抚“三大”的威风也稍稍打掉了一些。

    就是这样一个官文，竟然在肃顺被诛的时候没有被牵连，也是一大怪事。

    同治五年，曾老九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听到官文在军粮一事上故意为难湘军，一气之下，向朝廷参了一本。本来，老九弹劾官文前，曾去信和大哥曾国藩商量，这位大哥犹豫了一会竟然也同意了。这一本竟然灵了，官文被革职。作为肃顺的党羽，而且自己也大肆结党的官文到了这个时候才被处理，又说明什么呢？

    原来，曾老九弹劾官文的罪名，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涉及到他“党类太盛”等别的方面，仅仅是说他“贫庸骄蹇”。

    这是一件小事情，却能做出大题目来。

    首先这说明，至少在帝国黄昏时期，士大夫也即帝国的“良心”仍然在发挥作用。人们多说晚清有多腐败，这是事实。但其实，说起来，腐败的只是帝国的“主人”——满洲贵族。我们看曾国藩及其同时代的官员，在弹劾他人的奏折中，基本上就是对事不对人，就事论事，而不如前朝或者后来那样喜欢上岗上线——除了勾出被参对象的私生活还不过瘾，还要把他的祖宗十八代都挖出来。晚清不是这样。倘若，曾老九告官文一个“党类太盛”，我想西寡妇不会这么轻饶了他的——后来又让他官复原职，做直隶总督了。

    其次，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西寡妇在经历顾命八大臣、撤掉恭亲王以及控制光绪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她寻找到了一个解决两千年来未能解决的那个“政治心结”的办法。这个办法不是汉武帝搞内廷外廷的办法，也不是明代皇帝那样搞特务统治的办法，也不仅仅是雍下皇帝那样搞密折制度，而是以毒攻毒。你八大臣不是想联合起来搞掉孤儿寡母吗？你小皇帝不是想亲政，结成“帝党”要搞掉老娘吗？那么，老娘也来组织一个“党”，这个党，史称“后党”。既然解决了这么一个连男人都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对于官文这种小党也就不必放在心上。至此，帝国脸谱与帝国心谱之间的紧张关系，才有了一个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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