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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百五十多年后，我们回过来头看十九世纪中期的帝国，脸谱和心谱都各有特色，但脸谱是脸谱，心谱是心谱。

    有道是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如果把帝王看作帝国的脸谱，那么士大夫就是帝国的心谱。国运的兴与衰，其实就系于这两种人身上。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始终占据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史学家历来就说，中国是文人治国，是文官政治。不仅古代的知识分子学成文武艺，要货与帝王家，取得参政的权利，而且往往还把持着朝政。曾国藩就说过，自宋朝以来，中国的皇帝就被文人士大夫所“劫持”，不仅那些能够或者敢于“劫持”皇帝的士大夫来自于科举考试，就是绝大多数皇帝也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虽然没有也不必要参加科举，但他们做太子时所读的书也大多相同，虽然人们常说他们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读书的条件上，他们要远远优于一般的读书人，不仅有国家图书馆，前朝的文献、掌故和史籍，本朝的行政经验，他们接触到的要比其他士子多得多。而且还有学富五车的当朝名儒大师做老师，学起来自然更方便。不过，那些来自草莽或乡间的读书人，他们也有他们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更多地接触了现实，对社会这本大书读得远比帝王太子们多。总之是各有千秋，特色鲜明。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帝王们往往与大臣们所想的想不到一块儿去的原因所在了，因为皇帝们想到的更多的是历史，大臣们想到的更多的是现实。现实与历史经验的冲突使得他们常常在朝堂上吵架。

    大臣们往往瞧不起他们的主子——皇帝，认为他不过是出身好，仗着祖宗的荫德，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实际上并无什么本事；而皇帝们也往往瞧不起他们的奴才下属，认为他们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混个一官半职，赚一张粮票，养一家子人，替祖上风光风光，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治国的真才实学。所以，皇帝顺从他的臣子，只是利用他们替自己办事，而臣子们尊崇皇帝，也只是尊崇他们心目中的纲常道德。一旦真正碰上一个懦弱无能的皇帝，这个时候的大臣们往往就能臣辈出；而一旦碰到一个真正的雄才大略之主，这个时候的大臣们就都是灰头土脸。为什么东汉末年会英雄辈出呢，就与碰上桓、灵、哀、献一大溜无用之主有着重要的关系；为什么康雍乾时期，学究辈出呢，就因为碰上了这几个雄霸之主。自古虽然有“民贵君轻”之说，其实，民从来就贵不起来，所贵者唯君与士而已。不管是庸主还是雄主，一旦国家有事，最后还得靠帝国的“良心”们出来担当。所以，心谱如何，往往是最终决定历史命运的关键。只是，心谱又往往取决于脸谱。

    历史上不同的帝国时期，脸谱与心谱往往是矛盾的。帝王代表着帝国的脸谱，士大夫代表了帝国的心谱。皇帝们一天到晚最怕的就是士大夫的心，最猜忌的也是他们的心；而士大夫们则主要看帝王的脸色行事，担心会有一天雷霆震怒，晴转多云、多云转阴。帝王的脸是历史的晴雨表，士大夫的心则左右着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或轨迹。

    脸谱与心谱的矛盾，造成了许多历史的误会和悲剧。

    汉献帝的几个大臣和妃子都死得冤，本来他（她）们都是可以不死的，倘若献帝知道曹操并没有要取而代之之心的话，他也没有必要搞什么衣带诏，弄得董承他们身首异处，甚至献帝的一个身怀六甲的妃子也因此送了命。献帝其实也知道总有一天天下不姓刘而姓曹，但此曹非彼曹，想要预防，不该去找曹操的麻烦，只须把曹操的几个儿子悄悄搞掉就是。对付儿曹比对付老曹还是要容易一些的吧。

    所以历史上越是离皇帝近的地方越不安全，所谓伴君如伴虎。离皇帝远了，自己难以得到皇帝的欢心；离皇帝近了，又怕距离空间太少，自己回旋余地不多。其实，皇帝们又何尝不是一样伴臣如伴虎。大臣离自己太近了，不放心；离自己远了，更不放心。总之是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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