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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第一个出使西方的外交大臣的郭嵩焘，早在咸丰八年就上疏提出了他最大的忧虑：“上下之情太隔，名实之数太淆，欺罔之风，成为积习。”也曾对朝廷和战之间的举棋摇摆提出过批评：“朝廷议和议战，皆务为尝试而已，任事者亦贸贸焉与之为尝试；以事度之，胜败两无所可，理势俱穷。”并劝告说：“凡事须要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应该说，这样的批评和劝告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可惜并没有人听得进去。

    咸丰十年，天津失陷，咸丰帝逃往热河，继而北京陷落，闻听此信，郭嵩焘给刘蓉写信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其祸成于僧邸，而实士大夫议论迫之然也……尝叹京师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盖非无见也。夷人入广州，与督抚错居，不相贼害，入天津，与道府错居，不相贼害，其入都亦犹是也，彼固无意于中国土地民人，而玩弄而凌藉之，直无足介其意者。士大夫不知以是为耻，而耻言和，其亦远矣……

    咸丰十一年，郭又在他日记中写道：

    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观曾、郭二人的意见，倘若皇帝此时能用心听取，历史也许真的要改写了。帝国也不至于一再受辱，皇帝也不至于如此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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