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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看，唐德刚先生的反驳更有说服力一些，看历史确实不能只看树木不见森林。

    道光皇帝的命苦就苦这里。中英战争倘若不是为了鸦片，无疑没有非打不可的必要，如果是溺片或麦片，中国自然欢迎。问题是这是毒品走私，鸦片在明代是作为有用之物被列为藩国的贡品的，但到了清初即发展成毒品，因此，清朝后来就一直有禁毒令。只是可惜，由于执行不力，这纸禁令更多时候成为一纸具文，到了乾隆皇帝时更是有令不止了。而在道光的父亲嘉庆皇帝手里，时而禁时而又默认，更助长了鸦片走私。到了道光手里，发展成林则徐所说的将来会有一天“无可筹之饷，无可用之兵”，非禁不可了。但问题是在道光帝时，国家还没有发展到无可筹之饷，无可用之兵的地步，倘若真到了这个地步，那么也就更没有非禁不可非打不可的鸦片战争了。故道光皇帝一开始就是要禁要打的，毫无疑问要禁要打。况且这禁烟的事已禁了百多年了，林则徐的禁烟只是一个必然的步骤。除非不禁烟，否则鸦片战争是可以不打的。唐德刚说，这个主动权操之在大英帝国的首相和国会，是颇有道理的。

    一打就是四年，而且一打就打输了。为什么会输？原因虽然很多，很复杂，但归结起来只有一点，那就是两方实力的悬殊。这实力除了科技含量外，还在于体制，有时体制也是软实力。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爆发。战争伊始，道光帝认为英军不堪一击，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英军围困珠江口、攻占浙江定海、直逼天津大沽，使得道光帝大为震惊，忙派琦善等人与英军谈判。最后对外妥协，将林则徐、邓廷桢、杨芳等抗战派查办，重用穆彰阿、琦善、奕山等主和派，重新开放广州。然而，英军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继续对虎门、宁波、厦门等地进行攻击，并于1842年攻占吴淞。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与英国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赔偿英国共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等等。此后，清政府又与法美等国签定了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值得一说的是，有的历史书上把这批国内的主和派称为“投降派”，显然也是不当的。他们并没有主张要投降，而是主张议和。

    现在的一些历史书上大唱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刚开始时，包括在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并没有想要消灭中国的打算。他们只想逼迫中国开放通商，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于是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情况。先是英法联军，继而是八国联军先后攻下了中国的首都，然后又坐下来谈判。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及其大臣们却还跑得远远的，在他们的行宫里悠闲地听戏。

    这些现象让人看不懂了，在那次战争中，帝国政府内部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场战争其实是一场要求通商的战争；直到战争行将结束，被派到广州的杨芳和奕山数次上奏要求皇帝批准英国政府提出的通商要求，皇帝还在反问：“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倘若说皇帝及其大臣都以为这场战争是要灭亡中国，为什么，身为最高统帅的皇帝又不坚决地迎战，不发谕旨全民动员，而选择了逃跑呢？谁能知道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及其臣僚的真实想法呢？

    问题的关键可能还在于皇帝对他人的不信任。皇帝对汉人的不信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肇端于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尽管有这样的先例，后来的皇帝对汉人还是尽可能地给予重用，当然，囿于他们的胸襟和识见，过去的阴影始终存在历代清帝的心中。那么皇帝对洋人的不信任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关键的问题在于，洋人的到来给皇帝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那就是要求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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