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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打骂樊燮，前者有打人骂人的理由，后者也有被打被骂的原因。但是，作为一介士人，尤其是此时的左宗棠声名在外，甚至“简在帝心”了，做出这等事也确实有些出格。这个樊燮是湖北恩施人，他的儿子樊增祥还是清末民初的大诗人。儿子好，但是其父却不好。樊燮在永州总兵任上，官声极坏，其主要劣迹，时人归纳为两个字：贪，纵。永州地区防兵共二千余人，常驻城内约300人；日常在总兵官署当差的，却有160人。樊家的厨夫、水夫、花匠、点心匠、剃头匠等额，都由兵丁充任，薪水则从军费中支取。不仅如此，举凡日用绸缎、房屋装修，也都挪用军费。因此，樊总兵排场全拜贪污所赐。这是他贪的一面。樊总兵治军甚严，有违犯军令者，一概军棍从事；而部下多在其家当差，不免偶触家法，也是军棍从事。樊家演戏，某千总迟到，违反了他的规定，棍责数十；管理厨房的某外委千总烧煤过多，棍责数十；管理轿务的兵丁，因轿房灯具失修，棍责数十；樊总兵下基层视察，负责沿途招待的某把总因故迟到，即在船边扒了裤子打屁股。这些情况都被反映到省里，“总管”一省军务吏事的左师爷闻之大怒，立即建议骆秉章参劾樊燮。自咸丰四年入幕以来，骆秉章对左宗棠是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因此，骆秉章即上奏参劾樊燮。这件事还没完，就发生了左师爷打骂总兵之事。

    樊总兵哪能咽得下这口恶气，于是便将此事告知了湖广总督官文，让官文参了一本。

    皇帝读了此本，原本想重用左宗棠的想法，立刻被眼前那个不讲朝廷体面，嚣张跋扈，打骂朝廷命官的恶吏形象所赶跑了，批示官文查处，如若属实可就地正法。而樊总兵则正好与官文关系非同一般，本来在骆秉章参樊总兵时，官文也已上折保举樊总兵为湖南提督。正好，三件事凑到一起，热闹了。

    官文接到批复的同时，胡林翼也知道了此事。我们知道胡林翼这个人极会做官又爱惜才，更兼左宗棠与胡林翼有亲戚关系——他的夫人与左宗棠的女婿同为陶澍的子女。得知此事后，胡林翼立即请求官文暂时不要去调查，一面立即向郭嵩焘告急，郭嵩焘便让潘祖荫上折力保。

    于是一句经典名言就出现在这个潘祖荫的奏折里：“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本来爱才心切的咸丰皇帝也被这两句话打动了，这样左宗棠方免去一劫。

    这件事，也使左宗棠的声名更大更响了。

    但左宗棠在长沙是待不下去了。做了八年师爷的左宗棠离开长沙准备前往京城，得知这一情况，胡林翼又来信劝阻，叫他此时不要去北京，毕竟此事还没有了。左宗棠便听其劝，南下来到曾国藩的军中。

    这件事曾国藩当然也知道了，面对这个八年来一直在长沙为之筹兵筹饷鼎力支持，有大功于湘军的家乡才子，曾国藩很是客气，每天都要和他畅谈很久。

    在曾国藩身边待了几个月之后，左宗棠也开始想一改无职无兵的尴尬局面，他与曾国藩商量，要求自己带一支军队。带军队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对左宗棠本人来说，还是对曾国藩来说，都是件好事。然而，曾国藩竟然劝其不必“添此蛇足”。是担心左宗棠不宜带兵，怕将来弄出一个李元度来？还是更希望他在曾国藩幕中出谋划策，出于安全考虑不愿意让左宗棠亲冒矢石？不得而知。唐浩明先生认为，曾国藩可能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曾国藩心里还记着当年左宗棠对他破口大骂的情景，虽然时隔已久，但在曾国藩心里仍有阴影。二是他深知左宗棠的个性，岂肯听人指使？他在湖南巡抚衙门做师爷，连湖南巡抚都要听他的，曾国藩担心左宗棠在自己帐下自领一军，到头来自己都要听他的。

    依我看，第一个考虑应该不大可能，曾国藩也不是那种鸡肠小肚之人，更何况他当年抛下湘军和江西战场回乡奔丧，自己都后悔了，左宗棠是骂的对呀，若不是听他一骂，曾的反省可能还要迟来一些。第二个考虑应该是实情。曾国藩无疑是有鉴于左宗棠的才识，又考虑到他的脾气，还真有点担心驾驭不了这位才大气粗的部属。而且，左宗棠的口才实实在曾国藩之上，曾国藩还说他不过。否则，就在曾国藩的几个得力干将先后弃世，正当用人之际，他岂有不乐意让左宗棠自领一军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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