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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载:历史给谁来酿酒   作者：刘绪义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初出茅庐”，左宗棠第一计第一功，便是替张亮基募来了十来万两银子的军饷。继而指挥城内守兵，挡住了太平军的攻势。使得太平军数万人马围攻长沙八十余日而不能攻下，只好半夜渡过湘江，往岳阳去了。张亮基不由得叹曰：即便卧龙再世，也不过如此。

    在左宗棠等人的建议下，张亮基又把曾国藩请到了长沙。此前，左宗棠与曾国藩已经相识。道光十九年，曾国藩进京在长沙小住，在郭嵩焘的介绍下，左宗棠拜访了曾国藩。大家兴致很高，左宗棠又颇有辩才，曾国藩此时已中进士，而左则仍是一举人。曾有意要嘲讽他一番，于是笑着说：

    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

    左宗棠不愧有诸葛亮之才，立即针锋相对：

    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

    左宗棠字季高，上面一联，巧妙地把左季高三字嵌了进去。下联则把曾国藩三字嵌了进去。笑话毕竟是笑话，但从中也看得出两人才干实不相上下。

    曾国藩有了左宗棠这样的高才在身边，对他后来的沙场征战起了关键的作用。

    后世研究历史的人都认为，道咸同光时期，大清帝国的气数己尽，故南有太平军，北有捻军，各地揭竿而起；而在沿海一带，又有英法等国联军步步紧逼，眼看着大厦将倾，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从洞庭湖以南走出来一大批不尚空谈，又能经邦济世的知识分子，大清帝国能借他们之力内平叛乱，外抚夷狄，足见大清帝国气数未尽。

    不过，我这样说，许多人都会说我这观念太腐朽了。不忙，历史容不得观念作怪。事实上，这个时候，知识分子虽然满脑子忠于朝廷，但在思想意识深处，他们效忠的对象已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中国”这一概念的崛起。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希望“宁做太平狗，不为乱世人”，更何况这个时候内忧外患，国家一日不如一日，过去传统的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被时代的急潮唤醒，立功自不必说，保国护民的意识急剧膨胀。曾国藩说，自宋代以来，朝廷就被士大夫“劫持”，我看这“劫持”得好。即便皇帝再昏庸再糊涂，有了这批士大夫在，国家不会乱到哪里去。明代的皇帝数十年不上朝，国家依然在士大夫手中运转，过去“国不可一日无主”的观念得以极大地改变。所以看一个政府的气数，不必看皇帝，要看这个政府的士大夫精神。

    咸丰八年，皇帝在养心殿召见郭嵩焘。皇帝首先问他有没有打过仗，接着问他“天下大局宜如何办理”，当郭嵩焘谨慎地回以收拾残局当靠将帅与督抚合力同心之后，皇帝再次追问：究竟要从何处下手？此时的郭嵩焘仅仅只是翰林院一个翰林，而皇帝显示出来的却不是“不问苍生问鬼神”，而是真切地关注时局。这样的皇帝，怎么说也不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比起人人称赞的汉文帝，我看还要略胜一些。

    当皇帝知道郭嵩焘与左宗棠是老乡，都是湘阴人时，皇帝便问左宗棠这个人才干如何？为什么不肯出来做官？左宗棠此时仍在长沙，自咸丰二年出山帮助湖南巡抚骆秉章办理军务，但至今仍只是一个“师爷”，按理不属于朝廷命官，而皇帝竟然知道他，记得他，竟然关心他的才干，关心他不出来做官的原因，这从一个侧面更进一步证明皇帝也不是历史上所说的那种不谙世事的混混。客观地说，至少也是一个求贤若渴的皇帝。

    当皇帝从郭嵩焘口中得知左宗棠秉性刚直，是人中豪杰，极有血性，只要皇帝诚心相召，不可能不出来做官之后，皇帝就想委之以重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湖广总督官文一纸奏折，又让皇帝打消了这个念头，不仅如此，而且让皇帝勃然大怒。事情起因于发生在长沙的一件“小事”。其实说小又不小，至少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郭嵩焘说左宗棠秉性刚直，实际上可以换做另一种说法，就是那种志大才高的士大夫惯有的性格，脾气不好。秉性刚直的另一面就是脾气不好。左宗棠在长沙因为瞧不起一个叫做樊燮的总兵，故意使坏。一次，樊燮向骆秉章汇报情况之后，退至门口时，因为没跟左宗棠打招呼告辞，就被他大声地叫了回来。叫回来做什么？故意提了几个问题，樊燮回答不出，左宗棠便乘机发难，把他大骂了一通：“王八蛋，滚出去。”骂了之后还踢了他一脚，于是两人当场撕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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