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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这一条。

    曾国藩做过刑部侍郎，自然对这一条了然于胸。他发现他代理刑部以来的案子，大大小小数百件，只有二件案子经查水落石出，其余的都被判为诬告。要么是原告申诉不实，要么是越级告状，要么是借建议之名挟制官府。哪有原告都理曲而被告皆理直的这样一种现象呢？这样一来，许多人不敢直接重新办案，或者以收买原告让他难进难退，要么替被告想方设法开脱。“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有的甚至是很明显的案子，都要拖它个几年不结案。黑白颠倒，有冤难伸，就是目前的现实。

    有此三条，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要导致官逼民反的。第一条属于政策上的问题，第二、三条都属于吏治腐败的问题。这三大民间疾苦，是两千年来历朝历代都存在的问题，只是程度上有差别。这不是因为清王朝是由满州人统治而造成的现象，汉人做皇帝也不例外。在这个时候，洪老童生根本不察现实，根本不理解民生疾苦，而偏偏要“革命”，可见其目的并不在要救民于水火，而是要自己出口恶气，过一回做皇帝的瘾罢了。

    应该说，这个时候的帝国，更糟糕的还不在此，而在于一种“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什么叫“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曾国藩在另一番奏折中就鲜明地指出过。这就是他在《应诏陈言疏》里面论人才转移、培养、考察之法时提到的以京官、外官为代表的吏治。他说：“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钦佩曾国藩眼光之厉害，分析之犀利，句句皆辟鞭入里之言，深谋远虑之计。这篇奏折写于道光三十年三月，他预料的“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未出此年，即已尽皆应验。吏治如此，民心可知。

    在《备陈民间疾苦疏》的开头，曾国藩就提到历史上的史实，隋文帝末年，国家最为富庶，然而天下大乱，是何故？汉昭帝时，天下最困，而国家慢慢安宁，又是何故？本朝康熙时期，起先16年间只有一年没有水灾，其余皆江河决堤，又有三藩之变，九省动荡，侵扰7年，财赋去半，国库空虚，然而国家没有分裂，天下没有大乱，又是何缘故？曾国藩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民心。民心在，则汉昭帝、清康熙皆能稳如泰山；民心散，则唐兴隋亡，恍惚之间耳。

    我观历史，所谓民意者，其实并不只指老百姓，而恰恰指的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分子集中代表了民意。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好糊弄的，有了吃有了穿，他们会山呼万岁；没有吃没有穿，他们可以当牛做马，可以卖儿卖女……而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是没有过的，有的只有那些平素不劳动（既不种田又不经商）的游民起义。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没有组织，没有发言权。好在不少知识分子出身于农民，他们懂得农民疾苦，是他们在为农民代言。曾国藩就算一个。所谓民意就是知识分子的呼声，所以历朝历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是尽皆拉拢，或者斩草除根。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朝廷吏治腐败，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仍是无数知识分子的良心所在。民心仍然在朝廷一边。

    这里顺带提一组数字，或许可以说明民心的改变。以盐税为例。光绪之前，每斗盐收东钱（盐税）8文；光绪元年，收240文；光绪五年，收480文；光绪十五年收720文；光绪二十年收960文。随着这盐税的数字水涨船高，民心却正呈反比例负增长，终于有一天，这盐税收不下去了，民心也就彻底丧失了。清帝国的丧钟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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