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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曾国藩的成功经验，不外乎此两条。其实并不怎么高深，然而，这却是一种看似容易做起来却难的经验。曾国藩深知此中道理，他率先垂范。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曾国藩首先从自己做起。

    第一，他终其一生奉行孝道。不仅孝父母，而且孝叔伯等长辈。儒家文化以孝为先，扩而充之为忠。这样一种观念是建基于深厚的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它不同于西方那种契约关系。儒家认为“孝”是立人立身之本，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一个在家尚不能尽孝之人，人们会认为他也难以尽忠。而不能尽忠之人，是很危险的，是随时可以掉脑袋的。曾国藩忠实地履行了这一义务。

    第二，他始终把“根”留在家里，时刻准备回家，不把做官当做一辈子的事。这一条很重要。这种根的意识表面上看来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应有之义，然则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曾氏始终把这个根留在家里，一是警示自己不要把当官看做发财的途径，一是示范给儿孙们看，不要把做官看得太重。正是这种根的意识，凝聚了曾氏这样一个大家族的心。

    言传身教是最好莫过的家教方法。曾国藩如此，曾国藩的父辈们亦如此。曾氏的父亲竹亭公撰有一副名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在另外的场合，他也有一副类似的对联：“清茶淡饭粗布衣，这等福老子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两副对联都表现出一种相当洒脱的高人逸老姿态，非一般人所能写得出。这里面透露出来的丰富内涵也非一言而可尽。两联的上联均表示自己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半耕半读，粗茶淡饭足矣；两联的下联又对儿孙们寄予很高的希望。这种希望又与一般人要求儿孙们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大不相同，要付艰巨给儿孙，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艰辛让儿孙们去做，这既不是溺爱子女，更不是对子孙提出不可触摸的愿望。曾氏家教值得而今的家长细细品味，尤其是那些望子成龙心切的父母。如今的一些家长自己粗茶淡饭倒可以忍受，但既要求儿女们成龙成凤，却又不愿意儿女们多吃苦。应该醒醒了，多将“艰巨付儿曹”，让他们多一份治国平天下的重担，绝不是害他们。这才称得上是一种深谋远虑！曾国藩对自己的儿女们也是如此要求的。

    第一是要求他们认真读书，讲求为学之道，及早养成一种扎实的格物致知的修练功夫。

    第二是不断地把自己为学、做人、作文之道通过书信传授给他们，对他们寄予厚望，同时又提出严格要求。如他说“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要求诸弟和子女在“孝悌”上做文章、下功夫，要他们拜名师、避损友，特地为他们作《五箴》、《养身要言》，订立《求阙斋课程》，亲自充当他们的老师，告诉他们治学的方法，给他们制定读书的进度，索要他们的作业，以培养他们的恒心。从大道理到小道理，曾氏无不为他们想到，但又从不迁就他们。曾氏一开始就明白地告诉他们，不留财富给儿孙。让他们断绝了这一依赖父辈福荫的念头，也断了他们那种衙内之想，迫使他们自立。他有句名言：“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此等眼光正是为子孙最深谋远虑的关爱。后来，曾国藩做到两江总督，接妻儿老小到安庆相聚，沿途不许打帅旗，更不许叨扰地方官。后来听说曾家子弟竟然坐起四抬大轿，立即写信回去加以制止。

    第三是平等地对待他们，不以父兄之严、官品之威而凌驾他们，而是以情感人，以情化人，以情度人。曾氏对诸弟及儿女们的成绩与进步总是及时肯定，赞赏有加；对他们的缺点更是锐颜直指。更可贵的是，如果诸弟对他本人不满而指摘他，他也同样能虚心接受。

    第四是从不为子孙谋利益。作为湘军统帅，在靖江之役中打了败仗之后，淘汰士兵，另行招募新勇，把自己的弟弟都给淘汰了。后来他官至两江总督，儿子曾纪鸿参加湖南乡试，本来只须曾氏给湖南写一张条子，或者由纪鸿打着曾国藩公子的招牌去疏通一下主考官，当时有哪一个会不给他面子呢？父子俩都没有这么做，相反，得知纪鸿要去长沙考试，特地作书给儿子，令他不许去见官场中人。结果由于纪鸿准备不足，未被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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