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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的幕府，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幕僚机构，它的内部形成了一套分工明确的办事机构，如秘书处、营务处、审案局，甚至还有相当于后世美国的CIA等情报部门——情报采编所，负责专门采集敌后情报并编辑成《贼情汇篡》，供曾国藩及相关将领参考，以便随时掌握情况。在各地还有分支机构，如湖南东征局、江西牙厘总局等。这些机构的设置，开启了现代行政机构的先河，许多机构的前身就出自于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战争之罅隙，曾国藩还主持成立编书局，刊印《船山遗书》、数学著作《几何原本》、联合其他省里的一些局合刊《二十四史》等；还支持徐寿、李善兰等人从事科学文化包括翻译与自然科学研究，设立专门的军工科技机构，为壮大中国军队实力作出了荜路蓝缕之功；后来应容闳之请，又在精简机构的同时，新开中国驻美留学生局（又称留美学生事务所），并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

    许多人深受“湘军”二字之惑，以为曾国藩过分看重家乡观念，所重用之人都系湘人，地方保守主义色彩浓厚。其实这是一种不顾事实的偏见。

    刚开始组建团练的时候，曾国藩就注意招揽人才。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一开始主要是一些湖南的人才，如刘蓉、郭嵩焘、李元度、彭玉麟等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他敢于举荐满人塔齐布，就说明两点：一是曾国藩心目中并没有满汉隔阂；二则只要是能为己所用为朝廷所用的人才他都重视。这样一来，湖南各地的人才纷纷慕名前来，李元度当时只是湖南郴州一个教育局长，他听到曾国藩在衡阳训练湘军，遂上万言书谈论军事，受到曾国藩的赏识而成为他的幕僚。出省作战以后，外省人才更是大量涌入。与李元度相似，当时只是江苏一个副贡生身份的薛福成，于同治四年间在其兄的陪同下，也向曾国藩上万言书，受到曾的赏识而成为幕僚。至于曾国藩的门生故吏，更是先后投奔而来；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年家子，当时身为翰林院翰林，宁愿放弃翰林不做，而附冀于曾国藩幕府，最后果然成就其不凡功勋。湘乡知县朱孙诒为了帮助曾国藩训练团练，放弃知县不做而应曾国藩之诏进长沙集训湘勇。那些慕名而来投效的，有湖南的，而外省的更多。而经他人推荐的人才，外省人占大半。曾国藩求贤，在当时即享有美誉，他每与人通信，都要提到请对方向他推荐人才；有的人本来就在京城做官，经人推荐，就不做官，来到曾国藩军中，典型的就是安徽人吴汝纶。他到了曾国藩身边，什么事都不要做，只专心读书。更有江苏人赵烈文，经人推荐之后，成为曾国藩身边能出入其卧室的最信任的幕僚。可见，曾国藩并没有什么生硬的地域观念。

    曾国藩招贤也不讲究门第、身份和资历。他的身边既有本身就名满天下的饱学之士，如刘蓉、郭嵩焘、王闿运、刘毓松、李善兰、成蓉镜等，也有刚刚大学毕业的新生——新进士，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用这些初入仕途的人，因为他们还没有沾染官场上的不良习气。论身份，他对那些被朝廷降革的官员也一视同仁地予以录用。一些人因为本身就是打仗弃城逃跑的官员，被问罪革职之后，曾国藩录用其做其他职务。如丁日昌，先是在曾国藩手下做征收厘金的工作，后来官至督抚。

    这里面一部分人是因才高八斗而报国无门，投效曾国藩门下以求一展抱负；一部分人是因为身遭离乱之苦，衣食难安，故而寻求升官发财之机；一部分人本身就是学有专长，无衣食之忧，无升官发财之念，前来曾国藩身边，以求与之相识交游；更多的人是看到曾国藩善于识人用人，又在学识方面出类拔萃，故而倾心仰慕，来到曾国藩身边，以求其培养，随时聆听教诲。事实上他们与曾国藩“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不自觉受其影响，得到熏陶，增长了才干和见识”。

    李鸿章一度离开曾国藩幕府，后听人劝告返回。事后他对人说，自己前半部功名事业莫不出乎恩师的提挈，即其办理外交的能力，亦全仗恩师“一言指示之力”。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子薛福成在《庸庵文集》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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