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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说曹操深谙用人之机，因而“天下归心”。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天下归心”充其量只能说是曹操的自我期许，是一种理想。且不说他所吸纳的人才绝大部分是北方人，因为战乱，又不愿意离开故土，只好跟随曹操；而南方大半江山的人才都被刘备和孙权搜罗一空。这两大集团的人才怎么样也说不上是归心于曹操的。就算是在赤壁之战前，孙权的众多谋士想投降曹操，也不是因为心在曹操，而是畏惧曹操的军队，不得已为保存身家性命出此下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不在个别，况且许多人都是看在天子的分上而倒向许都的。演义里面说关公与曹操约法三章，只降汉不降曹，也算一个代表。当时天下都说曹操“名为汉相，实则汉贼”。因此说曹操“天下归心”显然言过其实。

    与曹操比起来，曾国藩可能真正算得上“天下归心”。

    真像大学士祁隽藻所言，曾国藩以一介匹夫，“一呼而天下应”是一个事实。不仅在募兵方面，包括曾国藩及几个弟弟在内，在短时间内即能募到一支数千年人的队伍，而且当时的曾国藩幕府精英云集，有“天下第一幕府”之称。

    幕府最早见于先秦时期，有名的战国“四公子”，魏之信陵、赵之平原、齐之孟尝、楚之春申，门客摩跟接踵，盛极一时。而吕不韦更是借门客之力成《吕氏春秋》。但是后来，历代帝王都很忌讳幕府，防止他们形成对抗朝廷的集团。晚清之际，帝国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之下，兵不任战，特别是洪秀全造反以后，朝廷不得不依靠各地督抚募兵筹饷，各自为战。这样一方面朝廷之安危系之于督抚，另一方面，地方大权就自然而然地落入各地督抚之手。于是幕府再次兴盛起来。曾国藩之所以迫切希望得到地方实职，无非是出于这种考虑。“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

    一些学者认为，曾国藩幕府之所以能超越其他诸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地位最尊，权力最大，辖地最广，统兵最众。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说明全部。曾国藩自出征以来，有很长时间不仅没有实职，也没有筹饷之权，更没有辖地，许多方面都要受制于人。胡林翼比他要早多年位居巡抚，然而，胡林翼的幕府是不能望曾氏幕府之项背的。这是为什么？归根到底，还在于曾国藩独特的海内人望，以及英雄慧眼识人，又能以诚待人的人格魅力。当时之湖南，太平军威逼长沙，人们四顾无人，不得不请出曾国藩；后来曾国藩丁父忧，跟朝廷讨价还价，朝廷不肯，最后时局一变，要挽救危局却仍然四顾无人，不得不再次请出曾国藩。当时，无论是论士林清望还是学术根底，无论是治军还是用人，都无人能出其右。二十年间，曾国藩幕府由小到大，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智识集团，一些饱读诗书位居翰林的士人宁愿放弃京城的优越生活，芒鞋千里，来到炮火不断的曾国藩军前，加入他的幕府，这不是天下归心是什么？

    还有一点是曹操不可企及的。曹操挟天子在身，固然随时可以为自己的部属加官进爵，只需他一句话，皇帝岂敢不从？但曹操手下的文臣武将，有几个能出将入相，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的？没有，绝大部分谋士终其一生仍然只是曹操手下的谋士。绝大部分武将终其一生仍然只是一个武将。而曾国藩手下的士人将领，他们每得到一次封赏，固然与曾国藩的大力保举不无关系，但毕竟还得由朝廷说了算；倘若不是凭真功夫，又怎么能出人头地，建功立业？当时即有“名臣能吏，半出其门”的说法。其幕僚后来几乎遍布于帝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各个领域，而且建树颇丰。封疆大吏更是不乏其人。据统计，仅仅是位居督抚的就有23人出自于曾国藩的幕府；大学士、军机大臣如李鸿章、左宗棠、钱应博等人均出自于他手下；至于其他位授实职如盐运使（从三品）、布政使（从二品，相当于副省长）、按察使（正三品）、总兵（正二品）、提督（从一品）者，其数目更是惊人。几至于如清代学者夏震武所言：“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对后世之影响最大者还在于他幕府中那些外交人才，如郭嵩焘等人；以及那些兴科学，办实业，开洋务的精英如李鸿章（洋务）、李善兰（数学家）、徐寿（科学家）、华衡芳（科学家），以及著名的“文学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和中国第一个留美归国的容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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