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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军之道或曰为将之道在得人，这一点曾国藩曾多次强调，而且屡次在给九弟的信中作为金针来传授。同样是用人，曾国藩与曹操比起来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最大的差别是身份的不同。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皇帝的权威名存实亡，天下的人事权和财政大权都在曹操手上，他想封哪个就封哪个，他想奖哪个就奖哪个，不受约束，所以用起人来得心应手。而曾国藩却没有他一半的便利，他上有皇帝（两宫太后）、权势极大的满洲权贵；周围都是与他平级而且实力不菲的封疆大吏，掣肘和清议随时都有；下有能征善战之悍将、满腹经纶的才子。就是他本人也长期得不到地方实权，以一个在籍侍郎而为湘军统帅，军费只能靠自己筹划，招揽人才只能靠自己的关系和自身魅力。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曾国藩和曹操竞争人才，无疑不是后者的对手。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情势，当时天下人才几乎都聚集在他的旗下。这说明曾国藩在某些方面有胜过曹操之处。那么，他到底有什么办法能把天下人才驾驭得服服帖帖呢？

    其实，古往今来，凡称用人之道，即作为“道”，就都有共同的特点、一般的规律。众所周知，曹操用人是“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曾国藩何尝不是。曹操看重人才的真本事，而不是嘴上功夫，曾国藩又何尝不是。在德与才、名与实、贪与廉、忠与降这些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与曹操的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曾国藩与曹操成大事之初，一样都手中无权，身边无粮。但两人均能空手赤拳办大事，所得者就在人才。《天下无贼》中葛优这么说，当今世界什么最贵？答曰两个字：人才。其实任何时代都是如此。

    人才人才，就是能办实事之人。曾、曹都是这样。所以两人一开始都注重网罗能够办实事的人才。曹操有名言：“不得务虚名而处实祸。”曾国藩则有名言：“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语虽不同，其实一也。大概还是从曹操那里化出来的。他还说：“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故后来湘军立下天下第一功之后，封爵开府，名满天下，而他反而时时战战兢兢，多次上表要求开缺他的职位甚至爵位。事实也证明这是一种深谋远虑，后来朝廷命他出征捻军，一个在江南战场享有大功大名的人竟然对付不了实力远不如太平军的捻匪，于是各种非议纷至沓来，甚至危及他的一生英名。就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

    曾国藩同样瞧不起那些夸夸其谈之人。他说过：“长傲多言为凶德。”“多言”是“傲”的一种表现，人一骄傲必然流于虚伪，难成大事；好议论他人、讥评时人同样易让人生厌。一个人要做到“是非皎然于心而一言不发，劲气常抱于胸而纤毫不露”，不怕成不了大事。如果说他和曹操稍有不同的话，那么，曹操用人是不管名人还是非名人都来者不拒；而曾国藩用人却着意自己培养和提携。

    曾国藩对人才培养还有自己的一套系统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他所说的“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所谓“转移之道”，就是根据时俗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新的措施来纠正。如吏治松驰，就要严刑峻法；社会风气虚浮好名，就要改变浮夸之风；大多数人墨守成规，就要提倡有作为。所谓“培养之方”，要有教诲、甄别、保举和超升。“教诲”就是有奖有罚；“甄别”就是去莠存兰，去小人存君子；“保举”就是向朝廷推荐人才；“超升”就是越级提拔人才。他还打了个比方，说人才譬如庄稼，教诲好比栽培，甄别就是分辨田间的良莠，保举就好比灌溉，越级提拔就好比及时之甘霖。所谓“考察之法”，就是通过对人才的言行的考察来识人。既可以当面询问，也需要书面考察。书面考察，曾国藩提出了通过大臣的奏折来考察人才的方法。曾国藩自己也很重视奏折的写作，他认为能够写好奏折的人肯定也能够做好行政领导工作，因为他的思想、思路、才华、组织能力、识见都能体现在奏折之中。曾国藩自己的奏折就被当时人称为“天下第一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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