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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方明白，原来曾国藩所要讲的恰恰是美德之反面“流弊”，直接指责当今皇帝所存在的三大流弊，这真是胆大包天了。就这一奏折，唐浩明先生指出曾国藩行文的五个特点：指责过头、小题大做、借题发挥、越职代言、词锋峻利。细察起来，只有最后一点“词锋峻利”比较中肯。

    说他指责过头是不当的。在三大流弊的帽子下，曾国藩确实列举了这位登基才15个月的新皇帝在用人行政上的13处失误，而尤其是广西用兵不妥的大问题。这难道不是流弊，不值得指责吗？须知历来大错都是小错铸成，才做皇帝就出现这么多问题，此时不指出更待何时？

    说他借题发挥也不当。“好古”固然可以视为一种美德，但问题是“好古”的实质。奏折中所说新皇帝的“好古”一是好读古书，一是好效仿古人娱乐。这本也无可非议，但问题是皇帝太好古了，便必然耽误“时务”，舍时务而好古，不是“徒尚文饰”又是什么？以至于年纪轻轻，才21岁的小伙子便要出诗文集了，这不是好尚文饰又是什么？怎么算得上是借题发挥呢？说得好听一点是尚文饰，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好浮华，形式主义，自古以来，这样的皇帝有几个能把国家治理好呢？

    说他小题大做同样不当。把皇帝的“骄矜之气”说成是皇帝个人心性方面的特征，固然不错，但心性方面的问题弄得不好就是大问题，心性好“广大”，就容易滋生好大喜功的毛病，就会养成“骄矜之气”，怎么说没有关联呢？皇帝倘若心性不端不正，又如何引导国家又端且正呢？俗话说，治国无小事，更何况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说他越职代言仍然不当。清朝有专司谏议皇帝的官员，但主要是针对具体的事务而言。但超出了具体事务之外，涉及到皇帝的流弊之时，任何一个朝廷要员都有权力讲话的。皇帝出书既是小事又是大事，一旦形成事实，举国上下会群起效尤，到那时社会风气会好到哪里去呢？这样的事，皇帝的师傅固然可以管，但大臣就不能管吗？

    应该说，这一折贵就贵在词锋峻利上。在有些人看来，似乎都是些小事，不值一提，但在曾国藩看来，却是影响国家政治的大事，不可不说。正是这样，若不词锋峻利，就只能流于隔靴搔痒，不能引起皇帝的重视，徒劳而无功了。

    果然，此折一上，不仅皇帝震动，朝廷上下也都震动了。面对年青气盛、恼怒万分的皇帝，有个叫祁隽藻的大学士和一个叫季芝昌的左都御史立即上书替曾氏求情。这个祁隽藻后面还会提到。在这里，他为曾国藩讲了不少好话，而后来，又是他在皇帝面前说了一番“匹夫登高”的话，害得曾氏到手的湖北巡抚只当了几天。

    此五折，不仅体现一个读书人所应有的良知和经世济国之才、犯颜直谏之胆，更重要的是为他赢得了“忠直敢言”和“关心民瘼”等美名，这几道奏疏很快就传遍天下，为曾国藩奠定了海内人望。他的好友刘蓉当时写诗赞美道：

    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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