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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之内，连升四级，一般只有在戏剧里面看得到，而今却实实发生在这个湖南士子身上。曾国藩何以能有如此殊荣呢？各种猜测纷至沓来。一种说法是，此人才具平平，然而却官运很好，当时，左宗棠就持这种看法。一种说法是，靠的是此人攀上了穆彰阿这棵大树，有了这个大靠山。野史记载，一次，朝廷传旨让曾国藩次日中午在养性殿等候召见。第二天上午，曾国藩在养性殿端坐一个多时辰，不见动静。正在纳闷之中，有人传旨说改在明天上午的养心殿见驾。曾氏颇为奇怪，便去请教他的座师、时任大学士的穆彰阿。穆也思考良久，此类事情从未有过，莫非皇上有什么用意？于是用三百两银子，买通养性殿太监，让他将殿内四壁所挂字画全部抄录下来送至穆府。他对曾国藩说，养性殿是收藏字画的宫殿，从来不是皇帝见臣工之所，赶快将这些字画记熟，定有大用。果然，第二天，皇上召见曾国藩，便问起先天在养性殿所见字画的情景，曾氏因而应对如流，深得皇上赏识，于是便青云直上。

    果真如此吗？清代皇帝仅仅凭一个人对字画的熟悉程度就越级提拔？须知道光时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年轻的道光皇帝也不是那么昏庸，要这种人才于国家何益？上述说法，仿佛是说曾国藩的青云直上靠的不是真本事，而是一些历史学家所谓的“阿谀奉承”、巴结满洲权贵所得。或者仅仅是靠运气而已。

    事实并不如此。曾国藩一生性格耿直，平素轻易不结交权贵。举个例子，当年八大臣辅政之时，肃顺权势中天，而曾国藩竟无一书信与他。而肃顺依然对他重用不减。在京时，作为礼部一高官，本来按例皇帝赏给大臣父母荫福的文书是不用曾国藩开口的，然而，由于曾氏不想花钱打点礼部办事人员，故而一纸文书一拖再拖。

    曾国藩的“进步”，固然与当时的朝廷重臣穆彰阿等人的推荐分不开，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他本人的努力。有清一代，对汉人的提拔，其要求往往要比对满人的要求高得多，严格得多。穆彰阿，还包括倭仁等人，对一个汉人的赏识，一方面说明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小，一方面说明此人必有过人之处。当时，满人对汉人在朝廷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一直心有不服，嫉贤妒能之辈大有人在。而要越级提拔一个汉人，倘若不能让满大臣心服口服的话，皇帝是万万不会这么做的。古往今来，无数能做到二品大员的人，差不多都到了两鬓斑白的年龄了。

    细思曾国藩“进步”之谜，无出乎以下两条：一是进德，一是修业。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给其弟的信中就写道：“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在曾国藩看来，“科名者，食禄之阶也”，“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这里面讲到三个方面的因素作用在一个人身上：一是天意，一是他人，一是自我。天意从来高难问，曾氏笃信天命，凡成功一事，他必分一半功于天。他人则起着一种制约或者推动力的作用，所谓“出门靠朋友”即是此类。故曾国藩在京城之时，一是乐意广交朋友，二是遍求名师。曾氏早年朋友之多，范围之广，在他出征十余年间尽行可知。他自己说：“师友挟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他和朋友成天读朱子全书，谈修诚之事，于日记中检点自己的一念之差、一事之失，毫不留情；他拜理学大师倭仁为师，倭仁的声名并不好，但倭仁所教他二字“研几”之修身要诀，却成为曾氏终身受用的法宝，他佩服左宗棠的正是此二字。他向同乡前辈唐鉴虚心请教，唐鉴所指出的两点均为曾氏所接受，并终生奉行不悖：一是读书之法，文章、义理、考据三学问中，义理为首；二是静字工夫。这对于后来曾国藩行军打仗起到了莫大的帮助。而唐鉴深受咸丰皇帝的信任，一月之内连续召见他15次，征询治国之道。正是因为唐鉴向咸丰帝面荐曾国藩，朝廷才得以让丁忧在乡的曾国藩出山组建团练，经营湘军，而且唐鉴还为他打下了伏笔，说作为书生出身且久做京官不懂军旅疏于民政的士大夫，开始之时必然不顺，但皇帝对他要有耐心，相信他今后一定会成功。这样，曾国藩在出师之初屡战屡败，而朝廷依然信任他，莫不与此有关。另外，士大夫舆论，一定会对这种与皇帝身边的红人关系密切，且有师生关系的青年士人格外看重，这正是曾国藩拜师所得到的一些看不见的好处。中国读书人都有好为人师之癖，那些官位高有学识的人也自然对那些甘心拜己为师的人另眼相看，故穆彰阿竭力扶持曾国藩，其意在此。曾氏则从中学到了许多为官之道、为人之法、处世之方，益莫大焉。因此，他把这条经验归结为两句话——“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作为金针渡给自己的弟弟，要诸弟坚信，“凡从师必久而后可以获益”。告诫他们“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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