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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自古便是蛮荒之地，虽然以勤劳著称的湖南人世代耕耘于斯，但直到唐宋之际仍是朝廷流放犯罪官员的清绝地。大量贬谪官员给了湖湘大地以丰厚的养分，也造就了“先忧而后乐”的岳阳楼精神。三国时期，湖南曾是吴蜀长期争夺之地。吴国周瑜长年驻守岳阳，如今岳阳还留有其妻小乔之墓。蜀国诸葛亮也曾镇守零陵，并在此地物色到他的接班人蒋琬。蒋琬可谓湖湘人物见诸史册中的“破天荒”者。民间更有意思，当年黄忠守长沙，刘备大军到时，黄忠不战而降，然而，人们爱其忠赞其勇，偏偏创作出一曲经典“关公战长沙”。

    长沙乃四战之地，无险可守。素有“纸糊的长沙铁打的宝庆”一说。长沙北靠洞庭长江，南倚衡岳五岭，东西皆山，实乃一蔽塞之地。故而即便是人文荟萃，也难以扬名立万。到唐代之时始有“破天荒”之说。

    宋代文学家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和学者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唐代每逢大比之年，凡参加进士考试的举人，均由地方解送赴京应试，当时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为‘天荒解’”。

    “天荒”实为一讥讽之名，其意为原始混沌未开的状态。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长沙人刘蜕中了进士，破了“天荒解”，故称为“破天荒”。时任荆南节度使的魏国公崔铉特地赏给刘蜕70万贯钱以示奖励，名之为“破天荒钱”，以建状元府第。刘蜕回信答谢，辞而不受：“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破天荒”就成为一个典故而流传下来。

    刘蜕此后以直言进谏不畏权贵名世，在文学成就上以散文卓著，且自成一家。

    宋代以后，湖南人高中科举的仍然不多。然而，由于当时的宋代实乃半壁江山，文化南移，著名书院岳麓书院在长沙设立，吸引了省外许多著名士人来此讲学，如福建的张栻、朱熹，自此开湖湘学派，一时蔚为大观。在外做官多年的永州人周敦颐也回乡讲学，此人开理学之先声，启迪了宋明时代几大著名学者如朱熹、二程兄弟、陆九渊等人，被尊为“理学鼻祖”。

    明末之际，衡阳人王夫之崛起，船山之学盛行。曾国藩早年求学即在衡阳，深为船山学术所折服，后来在军事之余，竟亲自校阅《船山遗书》，刊印成书。

    此前数百年，为何湖湘人物“罕见史传”？这是后人反复问过的。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湖南的地理区划位置。由于长期以来，湖南与湖北一直是合而为一的，在清代设“湖广总督”，督署设在湖北，湖南士人考试要过洞庭，跨长江，去湖北投考。其间之艰难今人难以复知，多少人就葬身在八百里洞庭湖的疾风巨浪之中。当年曾国藩从湘乡一路步行到北京，尚走了八十多天，更何况在此之前道阻且险的时代，赶考之艰难，非比一般。直到清代雍正皇帝才听取官员的陈情，在湖南开设分闱，史称“南北分闱”，方解除了湖南士人读书成名之难。由于朝廷中长期缺少湖南人的声音，湖南士人即便中了科举，在那个注重血亲关系的帝国时代，也难以出人头地。但地理位置与湖南相似的江西就不一样。唐宋间，江西人物辈出，其间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朝廷许多重要官员都是江西人，如王安石、欧阳修、曾巩。有句俗话叫做“朝中有人好做官”。所以，后来曾国藩在京城立稳足根之后，对湖南士人格外关照，无疑是有鉴于这样一个历史教训。

    历史翻到清道光十八年，出身于湘乡一贫困山区的曾国藩进京赶考，终于在会试中以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的成绩中试，被赐同进士出身。在接下来的朝考中，又考了个一等第三名，并由道光皇帝亲自把他拔为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再通过了散馆考试，被授翰林院检讨。虽然官职只是从七品，却在湖南湘乡大大地破了天荒。道光二十六年，曾国藩三十六岁那年，官升从四品，是翰林院侍讲学士；道光二十七年，再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居从二品。又在短短时间内由从四品的侍讲到从二品的侍郎，连升四级。连曾国藩自己都感觉到“惶悚实深”。这在湖南官场上同样也是破天荒的。正如他在家信中说，湖南三十七岁便官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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