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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毁树容易种树难。就是说要破坏一件什么东西容易，而要建设一个新的却很难。比如打碎一块镜子只需轻轻一击，而要恢复起来却是十分困难的。对于一些可触可摸的事件固然如此。然而，历史上的许多经验又告诉人们，有时破坏要比建设还难。一些难以触摸的事物往往遵循这样一个规律。比如传统，千百年来，要打破一种传统，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而要确立一个新传统，往往只需借助于某一件很不起眼的事。又如历史，古人讲：“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此话不可谓不毒也。然而，千百年来，亡国者不可数矣，可有几个亡国者是先亡于史呢？而中国历史上，恰恰相反，新朝建立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往往便是替前朝修史。其深层的原因便在于，要破坏一个眼中之物容易，而要破坏一个心中之物则万难。也正为如此，吾国之传统才得以千百年来传承下来。这似乎又应了王夫之所说的话：“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

    前面我从一个人的档案说起，仅仅停留在个人身上，并没有把他置于任何一面历史镜像之中。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更方便讲述本书要说的核心人物。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打算给这个人物立传，也没打算给他写史，我只是想告诉人们，作为一个人他是如何活着的，他为什么要这样活着，他还有没有别的活着的方式。

    本来，写历史人物，自然离不开历史。但我不想以史家的角色或身份来为历史人物盖棺定论，我只想以一个人看另一个人的方式来看他。在这中间，我和他是平等的，不管他在历史中作用如何之大，也不管他地位如何之高。既如此，我也不承担什么历史重任，我也承担不起。我要做的便是抛开历史这个沉重的盔甲，轻装前进，因此，我不相信什么历史学家只应该叙事而不评价的迂腐之论。因为，事实的选取、裁剪本身就体现了评价，事实不可能孤零零地摆在那里。我的评价就体现我的喜好，体现我的眼光，甚至我的立场，而不是像某些大家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平民立场”、“现代视角”。你一个人能代表平民吗？你一个人能反映现代吗？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千万不要代表我，也千万不要把我的当成你的。

    曾经有许多人都在撰文说，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曾国藩。其实，没有几个人真正做到了。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观念上的深层因素，二是缺乏过硬的研究。

    真正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曾国藩，往往很难。品三国易，品曾国藩难。这是我在长达十余年尤其是近来看曾国藩的过程中经常感叹的。品三国为什么易呢？因为没有观念上的障碍，所涉及的时代也久远；品曾国藩为什么难呢？因为他去古未远，所涉及的人和事过于纷繁复杂，内心常常被一些看似清晰的东西所纠缠。前面所讲的就是为了告诉广大读者，曾国藩所面临的对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很有必要，因为一个人往往又是另一个人的镜子，正好比我可以从你眼里看到我自己一样，这样做有利于更清楚地认识曾国藩其人。

    中国文化里有一个千年不变的传统，那就是为尊者讳，为名人讳。周文王本是臣属于殷商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他的来历出身如何，难以确考。但当周文王造反之时，便在思考如何造神，在精神上求得天下的响应。于是一个神话或者鬼话便开始广泛流传。这一神话或者说鬼话至今还保留在《诗经》里：

    厥初生民，时维姜源。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攸止攸介。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为后稷。

    这是说周的始祖叫姜源，姜源是怎么把后稷生下来的呢，说她是踩了神的大脚印而怀了孕。也就是说，姜源不是与其丈夫合法性交而怀孕生产的，后稷的父亲是谁就成了问题，本来在那个时代，女人没有什么贞节观念，她可以和任意一个男人性交。比如孔子的母亲，据说是野合而生下孔子的。所谓踩了神的脚印，说穿了大概也是与人野合，这本来没什么了不起，但对周民族来说，毕竟不大光彩，连父亲都不知道是谁，是要被人骂做“野种”甚至“杂种”的。所以只好在这个方面大做文章，造神。至于后稷到底是不是周民族的祖先，只有天知道。这样一来又把自己的身份与远古时代的圣人挂上了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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