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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青梅煮酒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就是用青梅来煮酒呢？如果是的话，那么就是青梅酒了。从一般常识来看，用青梅来煮酒，只怕一时半会酒还出不来，显然，把青梅煮酒理解为用青梅来煮酒是不通的。既然不是用青梅来煮酒，那么青梅煮酒又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从汉语词汇的常识来看，“青梅煮酒”和我们知道的另一个词“青梅竹马”的构词法相似。“青梅竹马”这个词源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首五言古诗《长干行》，诗里描写一位女子，思夫心切，愿从住地长干跋涉数百里路，到长风沙迎接丈夫。诗的开头回忆他们从小在一起亲昵地嬉戏：“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竹马，把竹竿当马骑。青梅，青色的梅子。后来，用“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来表明天真、纯洁的感情长远深厚。可见“青梅竹马”是一个并联词组。“青梅煮酒”的构词法，从晏殊和苏东坡的词里来看，也是一样的。尤其是苏东坡词里说“不趁青梅尝煮酒”，可以知道，这个“煮”字不是个动词，动词是“尝”字。而且词里明确地告诉我们，“煮酒”是一种酒，大概和后世南方的“烧酒”一样，都是一种酒。还有可能，正是“烧酒”的兴起，才取代了过去的“煮酒”，才使后人误以为“煮酒”是个动词了。

    据胥洪泉先生考，把青梅和煮酒联系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从时令上着眼，青梅长成之日，也正是煮酒新熟之时，即暮春时节，既可以之表示时令，也可描写尝青梅、品煮酒的节令性尝新宴饮活动。像晏殊《浣溪纱》中“青杏园林煮酒香，佳人初试薄衣裳”以及上文所引晏殊《诉衷情》和《三国演义》中的两段，所写正是如此。二是青梅既可做下酒的果品，又可助饮醒酒，消食解酒。梅性酸，具有消食解酒的功用。《本草纲目》卷二十九《梅》条就说：“消酒毒，令人得睡。”“生津、止渴、清神、下气、消酒。”因此，古人饮酒时常食梅。鲍照《代挽歌》诗就说：“忆昔好饮酒，素盘进青梅。”周邦彦《花犯》词也说：“相将见，翠丸荐酒。”“翠丸”即青梅。这样，古人就自然而然地把青梅和煮酒放在一起，创造出“青梅煮酒”这一词语。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青梅煮酒”并非一个主动词组，那么，曹操怎么可能“青梅（和）煮酒”呢？如果说曹操“青梅煮酒”的话，就好比曹操“青梅竹马”一样滑稽好笑了。

    然而，包括像易中天先生在内的学术大家，都未曾深解“青梅煮酒”的含义，都在大讲特讲曹操青梅煮酒。为了进一步说明这里面的荒唐可笑，我们还可以从史实里面进行分析，看曹操究竟有没有青梅煮酒。

    首先，《三国志》里并没有说曹操“青梅煮酒”。《三国志·先主传》说：“先主未出时，献帝舅（岳父）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

    易中天先生认为青梅煮酒是事实，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裴松之的注。作为《三国志》的重要注解的裴松之注历来被视为信史，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对此事作补充说：“于时正当雷震，备因谓操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

    《华阳国志》又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华阳国志》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四库全书》入史部载记类，近人则往往将其划入地方志中，并被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之一。作者常璩（约291年—361年），东晋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永和三年，桓温伐蜀，军至成都，璩与中书监王嘏等劝势降晋，随势徙建康。江左重中原故族，轻蜀人，璩时已老，常怀亢愤，遂不复仕进，裒削旧作，改写成为《华阳国志》。其主旨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颃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藐。应该说，这样一部书在地理方面的记载，毫无疑问是可信的，但出于作者著书的目的和动机，在史实方面可得仔细考察了。作为一个东晋人，记载的三国史实，特别是像上面煮酒论英雄的记载，显然带有野史性质。否则，同样作为西晋时人，陈寿在《三国志》里为何偏偏遗漏了这样的情节呢？所以《华阳国志》的记载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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