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等人生活的时代，人们一般称之为“道咸同光”，又称“咸同”或“同光”中兴。

    所谓“道咸同光”，是指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四个皇帝的时代。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包含了19世纪的大半部分。这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这还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说它是大变局的时代，在内有太平天国造成的空前政治与社会动荡；在外，西方列强动用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紧接着进犯中国内陆，京师一度失陷，圆明园焚毁，藩邦接连丧失。三千年来的中国遭遇空前的挑战与冲击。说它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此时涌现出了一大批有知有识，有胆有谋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他们勇于挑起社稷安危的重任，造就了自己的丰功伟绩。说它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是说这个时代又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也在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关口，充满危机，也充满了矛盾，然而不在危机中灭亡就在危机中新生。我们通过对曾国藩的了解，可以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危机，如何从危机中走过来的。这段历史，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这段历史是研究近代中国与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

    生长于这个时代的人，就是见证这个时代的人，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他们的头儿、国家的元首——皇帝。看看道咸同光这四个皇帝又到底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我的一位乡贤、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这个枢杻，这个着眼点找到。哪三个人？慈禧、李鸿章和赫德。这种说法颇有见地，不过要搞懂李鸿章先还得要搞懂曾国藩。不过，曾国藩好懂，而李鸿章难懂，这是事实。要搞懂慈禧，先也得搞懂道咸同光四个皇帝。

    清代的皇帝总体上来说个个都不是草包，甚至比起历史上的汉人皇帝来说，至少要远胜于明代的皇帝。

    清代前期的皇帝大都命长，后期则大都命短；而且后期的皇帝本事不大脾气倒蛮大。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后期的皇帝都命苦，属于苦命皇帝。历史上苦命皇帝多得很，历史上的皇帝没有几个不命苦的。别看他们在位在世时风风光光，其实骨子里挺苦。只不过，苦的程度有轻有重。被后人反复称赞的周文王也命苦，他不仅没做成皇帝，而且还一度被商纣关进了监狱；商纣命更苦了，虽然他在位时美女享受够了，却不知一直是和狐狸精在纠缠，最后被迫自焚而死，还要落个暴君的千秋骂名。康乾盛世时的康熙也命苦，在世时为立太子是久经折腾，拿一个太子废了立，立了废；最后还是弄得自己几个儿子都没有好下场，一个变做狗（阿其那），一个变做猪（塞思黑）。乾隆命要好一些，不仅活得长，而且皇帝做的有滋有味，不过，最后他儿子嘉庆把家底一盘，才知道，他的府库还不如大臣和珅的，这个皇帝实际上是替和珅做了。雍正更命苦，好歹做了13年皇帝，可真没好好休息一天，而且这皇帝做的也寡味，没有一个朋友，最后弄得时人后人都纷纷质疑他做皇帝的合法性。历史上，不挨骂的皇帝有两种，一种是开国皇帝，秦始皇例外，因为秦始皇命也苦，他的皇帝没做多久，而且连他创下的江山都没坐多久就短命了。而开国皇帝其实也命苦，像刘邦，没做皇帝时，是个流氓，日子过得很是窝囊，打江山时又常被项羽追的紧；朱元璋甚至不得不去做和尚。一种情况是像汉武帝、唐太宗、乾隆之类的，他们的政绩工程做的实在好。最招人骂的皇帝就是亡国皇帝和亡国前的皇帝了，特别是像桓灵、炀帝、嘉靖、道光、咸丰之流。

    先说道光皇帝。道光就是清宣宗，名爱新觉罗·旻宁（1782年—1850年），嘉庆皇帝次子，嘉庆病死后继位，是清入关后的第六个皇帝，在位30年。病死，终年69岁，葬于慕陵（今河北省易县西）。

    道光皇帝是清代唯一一位以嫡长子身份即位的皇帝。嘉庆皇帝很早就决定传位给旻宁，从嘉庆十八年发生的一件事来看，嘉庆选这个接班人是正确的。当时反清复明的组织天理教在京畿非常活跃，一部分教民准备趁嘉庆皇帝出宫之际，拿下北京，他们的主攻目标是紫禁城，而且已经买通了几个太监做内应，举事的教民按原计划混入城中，准备从东、西华门两个门同时冲入紫禁城。但东华门的教民过早暴露了身份，不得不把总攻的时间提前。教民在太监的带领下迅速冲进了宫中，此时嘉庆皇帝正在避暑山庄，宫内一切由旻宁掌管，正在乾清宫上书房读书的旻宁得到报告后，带着另外两位亲王冲了出去，当时内宫的大门已经关上，但还是有几个教民爬上了墙头。旻宁临危不乱，当场击毙了两个义军，不久援兵到达，冲进紫禁城的教民被全部杀死。旻宁的机智勇敢，显示出一个做领袖的应有的素质。事后，得到了嘉庆皇帝的高度评价，并封他为智亲王。

    但是年青时沉着镇静、机智的道光帝，在应对西方事务时却慌了手脚，毫无主张了。

    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倘若当时的清廷不再抱着让夷人或番邦不平等的进贡思维，倘若一开始便以国与国之间的姿态与西方通商，那么这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早在1699年，英国人就在广州开设了一家工厂，出口业务集中在茶叶和丝绸两大项目上。问题是，茶叶与丝绸是中国传统的产业，中国出口了大量的茶叶和丝绸，刚开始，是顺差很大的。但到了乾隆三十八年之后，不仅没有换来外汇或者什么技术，相反，从英国进口的却是一种中国并不需要的物资——鸦片。为什么是鸦片而不是别的呢？英国也并不是没有卖给中国别的东西，只是这些东西品种少，昂贵且不实用，中国百姓买不起，如钟表等。此时的中国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洋人的那些东西都属生活奢侈品，用一句俗话说就是“奇技淫巧”。虽然出口的两大项目中国获利甚丰，但相比起鸦片而言，又是微乎极微的（唐德刚要我们想象一下今天的毒品走私就知道当时鸦片的利润了）。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发家史上的普遍罪恶。白花花的银子流入了夷人的腰包，发展到后来，竟然是武装走私，加上滥用暴力了。这可能也是清政府不愿意与夷人打交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来华经商的外国人受到种种限制也就顺理成章，他们不仅要遵守大清帝国的各种礼节，而且还受到很多制约，如不得带家属，不得乘轿，住处被统一安置在固定的洋行，随时有可能受到中国地方官的拘捕甚至拷打等等。因此，来华经商的英国人，生意上的失败和人身安全上的不稳定，英国政府不能不负责任。刚开始，英国使节通过种种外交途径交涉都没有奏效，都受到了大清帝国的草草应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英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虎门销烟是一根导火线，它直接引发了中英之间的紧张关系。虎门销烟其实就是一场禁毒反走私的的禁毒运动，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易中天在《帝国的惆怅》中都谈到过。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对驻华使节的训令中一再表示：“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定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这件事情不提出任何要求。”然而，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把中英两国的关系弄僵了，甚至直接导致一场战争呢？这在于英国政府内部有一批主战派，他们认为要和中国这个闭关自守的政府平等通商，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的禁烟正好为开战提供了借口。然而，在英国政府内部也有一批反战派。他们反对通过发动战争来达到通商的目的。于是，战争的议案最终以表决的方式获得通过：271∶262。这场战争也因此被称之为“鸦片战争”。

    关于鸦片战争的性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一些中西历史学家所主张的，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实际上不能称鸦片战争，因为不是为了鸦片而战，中英之战非鸦片之过，倘若不是鸦片，而是溺片、麦片，都会发生战争。这一观点遭到了唐德刚先生有力的反驳。唐认为，中英之战就是为了鸦片而战，之所以称为鸦片战争，就是大英帝国为了确保鸦片贸易而发动的侵略战争。他说：

    须知鸦片为当年中英战争中，英方无可代替之商品也——其获利之丰（读者试看今日之毒贩便知），天下无双；其有助于当年英国国库之收入，亦不可或缺；其有助于英伦之繁荣、国民所得之增长，与夫绅士淑女生活水准之提高，也出乎想象……

    总之，鸦片贸易为当年英伦朝野、国脉民命之生计攸关、不可或缺之国际贸易。女皇与国会，均不惜为之一战。可是英国国会档案不昭示乎，英国议员之反对战争者，岂非所在多有？此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小史之见也。英国与美国一样，毕竟是个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嘛！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国会之内还不是有人反对对日宣战！

    因此，我看，唐德刚先生的反驳更有说服力一些，看历史确实不能只看树木不见森林。

    道光皇帝的命苦就苦这里。中英战争倘若不是为了鸦片，无疑没有非打不可的必要，如果是溺片或麦片，中国自然欢迎。问题是这是毒品走私，鸦片在明代是作为有用之物被列为藩国的贡品的，但到了清初即发展成毒品，因此，清朝后来就一直有禁毒令。只是可惜，由于执行不力，这纸禁令更多时候成为一纸具文，到了乾隆皇帝时更是有令不止了。而在道光的父亲嘉庆皇帝手里，时而禁时而又默认，更助长了鸦片走私。到了道光手里，发展成林则徐所说的将来会有一天“无可筹之饷，无可用之兵”，非禁不可了。但问题是在道光帝时，国家还没有发展到无可筹之饷，无可用之兵的地步，倘若真到了这个地步，那么也就更没有非禁不可非打不可的鸦片战争了。故道光皇帝一开始就是要禁要打的，毫无疑问要禁要打。况且这禁烟的事已禁了百多年了，林则徐的禁烟只是一个必然的步骤。除非不禁烟，否则鸦片战争是可以不打的。唐德刚说，这个主动权操之在大英帝国的首相和国会，是颇有道理的。

    一打就是四年，而且一打就打输了。为什么会输？原因虽然很多，很复杂，但归结起来只有一点，那就是两方实力的悬殊。这实力除了科技含量外，还在于体制，有时体制也是软实力。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爆发。战争伊始，道光帝认为英军不堪一击，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英军围困珠江口、攻占浙江定海、直逼天津大沽，使得道光帝大为震惊，忙派琦善等人与英军谈判。最后对外妥协，将林则徐、邓廷桢、杨芳等抗战派查办，重用穆彰阿、琦善、奕山等主和派，重新开放广州。然而，英军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继续对虎门、宁波、厦门等地进行攻击，并于1842年攻占吴淞。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与英国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赔偿英国共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等等。此后，清政府又与法美等国签定了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值得一说的是，有的历史书上把这批国内的主和派称为“投降派”，显然也是不当的。他们并没有主张要投降，而是主张议和。

    现在的一些历史书上大唱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刚开始时，包括在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并没有想要消灭中国的打算。他们只想逼迫中国开放通商，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于是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情况。先是英法联军，继而是八国联军先后攻下了中国的首都，然后又坐下来谈判。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及其大臣们却还跑得远远的，在他们的行宫里悠闲地听戏。

    这些现象让人看不懂了，在那次战争中，帝国政府内部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场战争其实是一场要求通商的战争；直到战争行将结束，被派到广州的杨芳和奕山数次上奏要求皇帝批准英国政府提出的通商要求，皇帝还在反问：“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倘若说皇帝及其大臣都以为这场战争是要灭亡中国，为什么，身为最高统帅的皇帝又不坚决地迎战，不发谕旨全民动员，而选择了逃跑呢？谁能知道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及其臣僚的真实想法呢？

    问题的关键可能还在于皇帝对他人的不信任。皇帝对汉人的不信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肇端于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尽管有这样的先例，后来的皇帝对汉人还是尽可能地给予重用，当然，囿于他们的胸襟和识见，过去的阴影始终存在历代清帝的心中。那么皇帝对洋人的不信任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关键的问题在于，洋人的到来给皇帝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那就是要求变革。

    历史把责任推给这位皇帝，自然有一定道理。作为中国这个最大的家族的家长，道光帝责无旁贷。然而，道光帝又是较幸运的，因为他回避了太平天国起义，这个倒霉的事留给他儿子去收拾了。

    具体说到这个皇帝，颇有些意思。他最大的特色是对钱的态度。在历史上，道光帝是以节约著称的，所说他差不多是唯一一个穿补丁衣服的皇帝。打年轻时起他对银钱就十分精明。他不爱游玩，终日在宫里，和那班妃嫔们做些柴米油盐的琐屑事体。这也难怪他，要怪就得怪他的老祖宗。其实整个清朝，从康熙帝手里起，就在太平盛世的背后埋下了空虚的内囊。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面强盛无比，府库里却空空如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空；二是国库空。何以人才空呢？大清朝固然是以儒家文化作为思想基础的，但大清国是由满洲人来统治的，满洲人打仗还行，治国却不敢恭维。不得不依靠汉人。但对汉人，皇帝们又实实不敢放心。加之，为了控制汉人，康、雍、乾三朝都大兴文字狱，害得那些汉人不敢去钻那些经世之学，都躲进故纸堆里去钻什么训诂、考据之类，于是在学术上便有了所谓的“乾嘉学术”，还美其名曰“朴学”。朴就是朴素的朴，实际上对于世道来说是一无用处的。而乾嘉学术最盛行的地方却又是中国人才的渊薮江淮一带。也就是本来应该是大清国的人才库的江淮地区，那里出的人才却都是不做实学的。这样一来就弄得国中人才空泛。到曾国藩的时代，曾就预言一旦国家有事，将无可用之人。果然如此。

    国库空虚，这早已尽人皆知，康熙出手很大方，待大臣也还宽容，据易中天先生说，到雍正皇帝接手时，国库里仅存银子八百万两，只够他的孙子赔偿《南京条约》里的白银的三之一，历年户部亏空也达数百万两。这等于说辽阔的大清帝国疆土，实际上只是一副空皮囊了。

    这叫做人财两空。后来，雍正好不容易把这个国库充实了起来，可仅仅只有十来年时间，他的宝贝儿子乾隆上台后，为了要和他爷爷相媲美，要做什么“十全老人”，一转眼，到手的白银又被他花得差不多了。所以到了嘉庆、道光时，不节约还真应付不过来了。

    道光帝的节约是被逼出来的。所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预算的概念，也就是道光时。道光上台后，面对入不敷出的国库，不得不单独做出一个“预算”。他把宫中的费用，细细地盘算一番，便下一道圣旨，内廷用款，以后每年不得超过二十万两银子。为了节约，道光帝确实是以身作则。道光帝规定“宫中用膳，每日不得超过四碗”；有人笑话，这可能就是今天的“四菜一汤”的源头。皇后过生日，道光皇帝用打卤面在宫中招待大臣和太监。他拼命地节约，甚至穿过打补丁的裤子。就连那些爱美的妃嫔们只好终年不添置新衣，连皇后宫里也铺着破旧的椅垫。为了安慰大臣们，道光帝只好常对臣工们说做人总需节俭，节俭是老祖宗的传统美德。有些书上还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满朝大臣都学皇帝的榜样，个个穿着破旧袍褂上朝，从殿上望去，好似站着两排叫花子，那皇帝便是叫花子头。官员们既不敢穿新袍褂，一时间竟使京城里旧衣铺子里的破旧袍褂，都卖空了，而且卖了好价钱。起初还和新袍褂的价钱一样，有许多官宦人家，把崭新的袍褂，拿到旧衣铺子里，去换一套破旧的穿。后来旧袍褂越卖越少，价钱飞涨，竟比做两套新袍还贵。有几个官员，无计可施，只得把新的打上几个补钉，在衣襟袖子上，故意弄上油泥，皇帝才龙颜大悦。这个场景，后来还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面用上了。

    野史上还说，道光帝不但平时俭以律己、俭以律臣，就是赏赐沙场有功之臣吃顿饭，也“节俭”到家。大学士长龄，打平了回疆，把逆首张格尔槛送京师。道光帝亲御午门受俘后，便开庆功宴筵，他怕内膳房太耗费银钱，便传旨需格外节俭。当时请的客人除长龄外，还有15个老臣。这些人挤了两桌，桌上摆着看得见的几样菜，大臣们却不敢举箸，只怕一动筷，便要吃光，而吃光了是很不好看的。道光帝坐在上面，也不吃菜，也不喝酒，只和大臣们谈些前朝的武功，后来又谈到作诗，便即席联起句来，做成一首80句的七言古诗，记当时君臣之乐，又叫人把君臣同乐画成一幅图，在席上谈论了足足两个时辰，菜不曾吃得，便散席了。

    节俭是一种美德，在中国文化里是值得赞美的。然而，问题是，这不正常。历朝历代的皇帝，只有像刘邦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皇帝风光的人才会说，现在天下未定，战争未息，民不聊生，安敢享受长安城里那么华美的宫殿。道光帝的节俭到了这个程度，并不说明他就是个好皇帝，当然比起那些奢侈荒淫的皇帝来又另当别论。皇帝这样节俭，只能说明不正常。因为这有损于帝国的形象，也不合礼制。皇帝尚且如此，那么百姓又到了什么程度呢？不难想象。

    要说这个皇帝只知道节约，也不是事实。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就认为，道光帝不英武，也不昏庸，是一个勤政图治而无显著治绩的皇帝。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相当客观也符合历史的。

    为什么说他勤政图治却又没有治出什么政绩来呢？这不矛盾吗？历史上不是有“垂拱而治”的典故吗？那些不用动手的皇帝却能干出政绩，那些用力干的反而干不出成绩来，这是何道理？

    事实上，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垂拱而治”的皇帝，古代人的衣袖都很长，忙起来了衣服是飘动的，只有闲下来，衣服才是垂直的，所以叫“垂拱而治”。真正垂拱而治的皇帝都是些傀儡皇帝，身边有能臣在代替他们做。世上哪有不动手而天下就能治理好的呢？“三代”之时，你看那几个尧舜禹之类的圣王，哪一个不是累的要死啊。

    至于努力了，却没干出好成绩，只能说他运气不好。为什么说他运气不好呢？我这里引用别人的一句话，是谁说的我记不起来了。他说“这就是历史，当然历史的残酷性也就在这儿：历史不记过程，只记结果，道光你励精图治，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你签的，那历史耻辱柱上的第一个人就是你”。

    要说这个结果好不好，也不能一概而论。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结果当然不好了，丧权辱国嘛。但如果站在道光时代看，这个结果又算是一个较好的结果了，至少他只是丧权辱国，还没有亡国呀，历史上亡国的皇帝还少吗？为什么大宋的皇帝没人说他们是丧权辱国呢？况且，大清国的权呀国呀本来汉人就是不大承认的，他是异族，是兽类，所以他丧权辱国是他自找的嘛，谁叫你来抢汉人的权和国呀，那些主张造反起义的，不正巴不得吗？应该说，道光帝打又打不赢，和又和不拢，这种情况下，能破财消灾，保住大部分江山，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运气不好，是实在的，以前的皇帝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敌人呀，老祖宗也没留下经验宝鉴之类的。

    但是，道光帝的运气说来又算是好的了。陈旭麓先生就认为，道光算是个幸运者，白莲教的事他父亲嘉庆皇帝了结了，洪秀全的大动干戈则留给了他的儿子咸丰皇帝去担当。

    不过，事物总有两面性，这种好运气，对于一个想有些作为的皇帝来说，实实又不是好运气。倘若把白莲教的事情平了，论起功来，也算是大功一件呀；或者说把洪秀全灭了，更是中兴之主了。最好是父亲的事、儿子的事，都在自己手里干脆利落地做了，岂不更好。

    所以，说来说去，还得要怪道光帝走背运。碰到这样的时代，落到这样的结果，真是算他倒霉透顶了。他死了，后世历史学家还要夸大他如何的虚骄，用漫画的方式来给他绘像。

    好皇帝、坏皇帝的标准，道光都算不上。看来，只能用别的标准了。问题是，别的标准又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还只有套用这个标准。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不能抹杀他的功劳。至少一点，他还是平定了新疆伊斯兰教张格尔的叛乱。张格尔的叛乱其实不亚于洪秀全，他的声势同样是很大的，一口气连续攻占了南疆四城，让道光帝花了四年时间才把他平定在天山脚下。对外，他至少还搞了一次禁烟运动，开了中国与西方正面禁毒斗争的先河，从正面和反面都让人们知道这毒是沾不得的。

    现在回想起来，功也好过也好，好也好坏也好，再来评说都是马后炮了，徒给我们增添感叹。不过，发出一声两声感叹也许还是有用的。道光帝留给我们最大的感叹就是，他这个皇帝做的太久了，一做就是30年。

    按中国皇帝的平均在位时间来算，这个时间不长不短，没什么好说的。然而，问题是这30年对于中国来说太宝贵了。

    这30年，西方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带来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由科学技术充实起来的以强大国力做后盾的军力。而此时的道光帝连英国来自何方都不知道。他心目中只有他的“国体”，以及在这个国体之下的自我镜像：“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天朝威仪，君临万方。历史在此时仍然是靠一种惯性来运动的。这就导致了，西方打进来后的几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内，这个惯性仍然没有被打破。

    应该说，这个时候是最需要“革命”的了，日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甚至稍后才开始“明治维新”的。我们也并不是没有“革命”，也“革命”了。迄今尚被称之为“农民革命”的太平天国也就萌芽于这个时候。

    为什么同样标明为“革命”，结果却大不相同呢？这恐怕是一个值得进行探讨的大课题。换句话说，为什么此时的中国没有出现“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农民革命”呢？二者究竟有何本质差别？

    上述问题既是历史学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革命家不能不作出解释的问题。可能还轮不到我等来做出回答。但既然提出来了，虽不必去做一篇博士论文来研究，但也不妨提出我自己的思考。

    在我看来，这里面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出在我们自己的历史镜像上。

    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潜意识里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向后看，看什么？看历史。历史当然是值得看的，因为它是镜子，自己是什么样，照一照镜子就都知道了。这就是历史的妙用。问题是出在历史这面镜子上。它不是玻璃的，也不是透明的。中国古代的镜子习惯用铜镜，看起来比较模糊。而历史这面镜子正好与此类似，它是用水做的，或者说是用金属做的，是可以变形的。这就有点类似“哈哈镜”。心态正常的照出来可能问题不大，心态不正常的就会照出问题来。

    而过去的皇帝多数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要不就是生于草莽之间，崛起于人肉之中。他们看自己，形象总是很光辉很伟大的，就连朱元璋这种人都以美男子自居。你不敢说“光”，“秃”之类字眼，甚至连与“僧”字谐音的“生”、“笙”等字眼也要小心。用字尚且如此，那么，照镜子就更不用说了。一个长得丑的人自然不大愿意照镜子，但是，人心是一面镜子呀，这人心你又看不到，摸不着，你总不能下令禁止吧。因此，中国便有了一个悠久的传统，叫做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何来得民心呢？手段固然很多，比如搞一些民心工程啦，花钱来收买啦，都可以。问题是这些手段措施必须是在名正言顺的情况下才可实施呀，名不正言不顺怎么办？把自己粉饰一下不就得了。古人有很多先例在前面，比如刘邦，都说是“刘三”，大名都没有一个，然而，他生下来就不凡呀。他母亲睡在湖边，梦见与神相遇，一时间电闪雷鸣，天昏地暗，他老爸就看到一条蛇出现在他老婆身上，就有了身孕，生下了“邦儿”。这是历史学家白纸黑字写的。为什么这么写？没看到西周的开国皇帝在《诗经》里怎么写的呀，文王的老祖宗后稷就是这么来的，这就是历史呀。有了这样相同的光荣史，还怕名不正言不顺？刚打下江山，甚至江山还没坐稳之时，民心更好收买，老百姓只看实惠；而一大批知识分子则不然，他们甚至不要钱不要命，只要名。要钱也好办，要名也好办。一般情况下，新朝刚刚建立或者尚未建立，百姓一般很苦，给你一些政策就会三呼万岁；要名者更好办，让你当战时的军师、皇帝的老师，听你讲历史、听你说传统不就得了。不愿意的去写历史吧。再不愿意的去做谏官，天天挑皇帝的刺儿。如果打下江山很久了，坐得不耐烦了，老百姓习惯了被收买而又没有本钱继续收买了，知识分子也有些不满了，问题就来了。没关系，观照一下历史就知道了——造反呀。孟子不是讲了，君无道，人皆可诛之。这就是历史。历史就是这么反反复复。

    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历史是人写的，但什么人都可以写历史吗？不可能，历史是当权的人写的，前朝的历史是今朝的人写的。今朝的人就不能写今朝的历史吗？司马迁不就写了吗？唐朝初年，许敬宗总修《五代史》和《晋书》，因为他的父亲在隋末江都兵变时被害，而他却贪生怕死不敢营救。后来，一个叫封德彝的大臣揭发了这一件事，许敬宗就恼恨于他，因此在写到封德彝的本传时，就“盛加其罪恶”，不惜添油加醋，伪造历史。

    反过来，皇帝要得民心，知识分子也要得别人的心才行。古人讲，得天子心者可为诸候，得诸候心者可为大夫。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不多，他们有一个口号，叫做“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是说要把自己卖了，卖给谁呢？谁有权有钱就卖给谁！有了权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有了钱能养家糊口，顺带养一帮子亲戚。老百姓没权也没钱，当然不买了，他们也买不起，买得起的只有皇帝。既然被皇帝买了，理所当然就得听皇帝的呀。皇帝如何才买你呢？当然是要用的呀，没有用谁要你。所以要得天子心才能卖得起高价，“奇货可居”。怎么个“奇”法？方式方法自然很多，而归结一条还是要得天子的心才是。最能称中国的皇帝心愿的莫过于把他比做历史上的尧舜了。所以尧舜死了万把年了，却始终活在当今。一代一代，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尧舜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这么一块镜子，照镜子的人按照这个模式来做就是，肥一点瘦一点的，只需在做镜子时量量身子就行。

    因此，千百年来，中国的“革命”也就一个模子，这个模子就是中国的历史镜像。这就是中国为何爆出来的革命长此以往都是“农民革命”，最害怕的也是“农民革命”。所以，中国的历史向前看与向后看其实都是一个样，所不同的是个别细节的差异，总是“前度刘郎今又来”。所以，通观中国的历史，很难闻出一些时代的气息来。站在道光皇帝的舞台上，其实与站在中世纪的舞台上是一种感觉。去了一个道光帝，来了一个咸丰帝，只是换了一个名字。

    酒是陈的香。会品酒的人都有这个感觉。时代越久远，酿出来的酒越是好酒。然而，用历史做原料来酿酒，酿出来的酒在慢慢地长期发酵过程中，却长了霉，生了细菌，变了质。为什么呢？因为每到一个时节，这酝子酒总不可避免地被人揭开了盖子，想看一看，看的人多了，盖子揭开的次数多了，就进了风，有的甚至还要不断地往里面加点味，不变味是不可能的。

    前面我们说，道光这个皇帝做久了，耽搁了中国现代化的宝贵时间，错失了最佳机会，那么接下来做皇帝的咸丰帝，应该说来要好一些了。他只做了11年皇帝，而且这11年正是一个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青春阶段。

    阎崇年先生在《百家讲坛》“正说清朝十二帝”中说咸丰帝无胆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咸丰做了11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我看这也是一个“误会”。至少按易中天的“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三有”标准来说，咸丰皇帝也算得上一个好皇帝了。先说他“有理想”，咸丰皇帝最大的愿望就是帮父亲报一箭之仇，给父亲雪耻。他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道光时代的主和派全部撤职，重新起用主战派，林则徐等人全部起用，并且也学他父亲励精图治，希望重整朝纲。咸丰还把一个大臣写的“防三渐”作为座右铭：第一“防土木之渐”；第二“防宴安之渐”；第三“防壅蔽之渐”。他想做一个开明的皇帝，想要把问题搞清楚，想要报父亲这个仇，所以，他不顾满汉大防，大胆起用曾国藩等一批汉人，给他们兵权，给他们筹钱的法子，尽管心里不情愿，扭扭捏捏，但最终还是给了。看到洋人的坚船利炮，就花大价钱去买；看到人家有东西可学，也派人去学。应该说算是有抱负了。论能力来说，我认为也还不错。他的爷爷雍正皇帝说过：“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耳！”咸丰帝在用人方面应该是颇有作为的，他不仅倾心求才，而且敢于用这些人才。胡林翼、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等等这些中兴将才都是在他手上提拔上来的。自己虽然年青，一不会打仗，二不会赚钱，但会用人比其他更好。不过，最后他不仅没能够替父亲报仇，而且又再次蒙羞。他父亲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自己又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真的又是历史的一次重复。

    问题又出在哪里？我看，这次是他迷失了方向。

    咸丰本名爱新觉罗·奕詝，他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20岁登极，在位11年，享年31岁。咸丰是他的年号。

    阎崇年先生认为咸丰帝一生有三错。一错是坐错了宝座。这坐错了宝座不能算是他的错呀，要算也要算在他父亲头上。实际上，历史上坐错皇帝宝座的何止一二人。又焉知换一个人来坐会坐得更好？二错是错离了皇都北京。这其实也怪不上。要怪也只能怪他命不好，苦命天子嘛，一上台就碰上两大麻烦：在内有人要推翻他的统治，在外有人不断地得寸进尺。前者闹得轰轰烈烈，大半个中国都沸腾了，他的皇帝当了11年，太平天国闹了13年；后者更说不清。要说错，他不该一口拒绝人家要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本来可能是一种小策略，回避。皇帝不在京城，你西方蛮夷之国总拿我没办法吧，他以为这样一来，条约就修改不成了。咸丰其实是个聪明人，只是不想聪明反被聪明误，结果事情闹得比他父亲时还要大。洋鬼子竟敢把你的家都烧了，看你回不回来。咸丰帝果然就没回来了，死在“打猎”的地方。三错是错定了顾命大臣，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阎先生还指责他有四贪：一贪女色，甚至把野史也搬来了，说他养了一个妖艳动人的民间寡妇；二贪丝竹，就是喜欢看戏唱戏，搞娱乐活动；三是贪美酒；四是贪鸦片。其实，这都是些小毛病。试想历史上贪财贪色的皇帝多了去，不见有人罗列这些作为罪状，而一个年纪轻轻才二十来岁三十出头的男人，有几个不贪女色不贪玩乐的，更何况是皇帝。不贪这些反而说明他不正常。

    我们来看看历史意见。

    《清史稿》咸丰本纪却说：“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而能任贤擢材，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乡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

    “乡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是说他要是天假以年寿，别死得这么早的话，以后就要少很多祸患。他父亲做了30年皇帝，后人说做久了，要不然不会这后来的悲剧；如今儿子做皇帝做短了，也有人讲空话，说要是他再多坐一会，也不会有后来的祸患。这真是长也不是短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怎么着都是个历史的悲剧。

    为什么对他的早死惋惜呢？真要是如阎崇年先生所说的是个“四无”产品，那应该巴不得早死才是。也就是说，这个皇帝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最大的可取之处在于他能任贤擢材，就是能用人。皇帝再没本事都没关系，那反正只是个国家的符号和象征。皇帝太狠了，做臣子的反而没意思了，所以康熙、雍正、乾隆手下无能臣，只有做八股和考据学问的督抚。能用那些会做事的臣子就是皇帝最大的本事。所以咸丰一朝，能臣开始辈出，英雄人物也纷纷涌现，这些人都不是靠走后门和拉裙带关系出来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左右历史的风云人物，这在前几个皇帝那时是没有过的。试问，康熙、雍正、乾隆几朝，有几个如咸丰朝，有这么多的人物？倘若没有咸丰帝，这些人物照样埋伏乡间野草之中了，后世同治、光绪这几个皇帝就享不了清福了，大清国也许真的在咸丰一朝就气数尽了，不用等到二十世纪。大清帝国能再次延续半个多世纪，与咸丰有着莫大的关系。

    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为国储才是莫大的贡献。咸丰帝在位短，吏治腐败已是固疾，一百年前，吏治腐败就埋下了很深的祸根；虽经雍正严厉整肃，然而，雍正一死，乾隆皇帝上台，又反弹如初。此时来不及拯救，也拯救不了，但起用了一批能臣，本身就是对吏治的一大举措；武备废驰，到了咸丰手里，有了较大的改观，湘军、淮军都成了能征惯战的军队，加上新式武器的广泛运用，还有了规模较大的水师（海军）。对内来说，心腹之患太平天国已是苟延残喘，离覆灭之日为期不远，很快就可腾出手来对付外来的敌人。这些都不容随意抹煞。

    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的要害在于，此时的帝国上上下下都已丧失了最大的诚信。在和与战之间，在真与假之间，皇帝与大臣都迷失了方向。所以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和战不定，真假反复。

    经过道光和咸丰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西方列强的真实意图基本上明确了，那就是他们不是要来灭亡中国的，无非是贪利，为了他们的所谓“永久利益”——钱。所以后来慈禧说：“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确也准确地反映了帝国对西方列强此刻的心态的把握。

    只要是不要我的命，要钱好说。钱是什么？钱是身外之物，钱财如粪土嘛。以区区几千万两银子买一个平安，在谁说来，都是值得的。只是对于那些非要苛求的人来说，他们会讲为何不把这些银子放在老百姓身上？或者为何不把这些钱用来装备军队？这当然有道理。然而，这又是撇开人性的说法，也不顾当时的史实。把银子花在老百姓身上，那还是帝国吗？那不是共产主义了嘛。把钱花在军备上，无疑正确极了，问题是来不及了啊。谁知道会从天上掉下了八国联军来呢？过去对付屋门口的闹事者，长枪短刀足够了，原子弹也是后来才有的嘛。

    对皇帝来说，钱是小事，反正又不是自己赚来的。对付要钱的，皇帝最有办法了。一是赖；二是躲。实在不行，像道光帝一样自己勒紧裤带也还过得去，弄得好还可得个节俭的美名。《南京条约》签订后，倘若认起真来兑现的话，也不至于有后来的《北京条约》出现。然而，皇帝与地方官实在不甘心，他们哪一个都不是卖国贼。晚清几十年间倒确实没有出现过投降的，战死的大臣很多，逃跑的大臣也不少，真正投降西方列强充当间谍和汉奸的卖国贼的大臣还真没有。相反，到了二十世纪，那些曾经放肆诅咒大清君臣卖国的“爱国者”，一有情况就跑到外国躲起来，寻找外国人的保护；后来干脆公开投降，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做起像模像样的间谍和汉奸来。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就提到，由于大清国地方官员作梗，加上西方各国之间的竞争，条约中有关关税的各种规定实际上无所实行。这就威胁到西方所谓的自由贸易。为了确保条约的实施，就产生了公共租界、海关监督制度等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事。到了后来，一些“爱国”的中国人不满西方人在中国的存在，时常聚众袭击西方人，迫使西方国家认为必须对条约有关条款进行修正以确保西方人在中国的利益和安全，同时也借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在华利益。这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的拒绝。

    费正清把这种情况归结为英国人喜欢节外生枝，中国人则喜欢虚与委蛇。所谓虚与委蛇，就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这一套把戏，大清国耍得多了。刚开始，在鸦片问题上，是禁还是不禁，嘉庆和道光就时而反复。后来在打还是不打的问题上，再次出现反复。道光帝开始主张坚决打，后来一看打不赢了，就和。咸丰上台，一看和也不行，一和我就只能像老爷子那样做叫化子皇帝了，于是极力要打。其实咸丰帝未尝不知道打是打不赢的，于是敌人还没来，就预先跑了。他之所以要打，是出于道德的威胁，即便打不赢也要做做样子，给谁看？给天下臣民们看，给祖先们看，给历史看。这样一会儿战一会儿和，像小孩子玩把戏，大臣们当然是会看风向的，看皇帝是主和还是主战，问题是皇帝自己都战和不定，所以朝中大臣也自然就分化为主和派与主战派。这种分化其实并不是出自真心的，而是为了“得天子心”。说来说去，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帝国君臣看清了西方贪利而不是要命的心理，想试着和这些只要钱的异类玩玩游戏。这些西方人倒很“开通”，你要打，我奉陪；你要和，我也奉陪。你如何对付我，我就变本加厉地对付你。正如帝国看清了西方的真实意图一样，西方也认识到这个帝国不讲信用出尔反尔的不诚实的特性。这正是19世纪中后期的历史镜像。

    这种形势，并不是没有大臣清楚，曾国藩、郭嵩焘等人就多次向皇帝提出，与洋人打交道，不能耍小聪明，要诚实。

    同治六年，曾国藩上密折陈述与外国修约事宜，在这封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明确的建议：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异日中国全盛，洋人衰弱，我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别无耀兵海外之心。

    “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是曾国藩所提出的金石之见。

    天津教案本因谣言而起，而谣言的起因又是因为法国慈善修女会出钱向当地人购买抚养孤儿。不明就理的群众涌向教堂质询，而害怕群众闹事惯了的天津法国领事竟然开枪恫吓，结果他没打中别人，自己倒先被打死。事情闹到20个外国人被打死，教堂被焚毁，七个国家的军舰开到了天津示威。慈禧派曾国藩赴天津查办。曾国藩仍然坚持他的诚实态度，如实向国人宣布了事情有原委，承认了中国人的理曲，同时也拒绝了法国人的漫天叫价，法国也就不再追究赔款，只要求杀人抵命。这样的处理结果本来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此时的帝国包括士人和百姓，都被爱国的屈辱冲昏了，把对西方的仇恨转嫁到了负责处理此事的曾国藩身上，曾国藩黯然而退。

    作为第一个出使西方的外交大臣的郭嵩焘，早在咸丰八年就上疏提出了他最大的忧虑：“上下之情太隔，名实之数太淆，欺罔之风，成为积习。”也曾对朝廷和战之间的举棋摇摆提出过批评：“朝廷议和议战，皆务为尝试而已，任事者亦贸贸焉与之为尝试；以事度之，胜败两无所可，理势俱穷。”并劝告说：“凡事须要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应该说，这样的批评和劝告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可惜并没有人听得进去。

    咸丰十年，天津失陷，咸丰帝逃往热河，继而北京陷落，闻听此信，郭嵩焘给刘蓉写信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其祸成于僧邸，而实士大夫议论迫之然也……尝叹京师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盖非无见也。夷人入广州，与督抚错居，不相贼害，入天津，与道府错居，不相贼害，其入都亦犹是也，彼固无意于中国土地民人，而玩弄而凌藉之，直无足介其意者。士大夫不知以是为耻，而耻言和，其亦远矣……

    咸丰十一年，郭又在他日记中写道：

    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观曾、郭二人的意见，倘若皇帝此时能用心听取，历史也许真的要改写了。帝国也不至于一再受辱，皇帝也不至于如此命苦。

    在一百五十多年后，我们回过来头看十九世纪中期的帝国，脸谱和心谱都各有特色，但脸谱是脸谱，心谱是心谱。

    有道是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如果把帝王看作帝国的脸谱，那么士大夫就是帝国的心谱。国运的兴与衰，其实就系于这两种人身上。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始终占据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史学家历来就说，中国是文人治国，是文官政治。不仅古代的知识分子学成文武艺，要货与帝王家，取得参政的权利，而且往往还把持着朝政。曾国藩就说过，自宋朝以来，中国的皇帝就被文人士大夫所“劫持”，不仅那些能够或者敢于“劫持”皇帝的士大夫来自于科举考试，就是绝大多数皇帝也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虽然没有也不必要参加科举，但他们做太子时所读的书也大多相同，虽然人们常说他们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读书的条件上，他们要远远优于一般的读书人，不仅有国家图书馆，前朝的文献、掌故和史籍，本朝的行政经验，他们接触到的要比其他士子多得多。而且还有学富五车的当朝名儒大师做老师，学起来自然更方便。不过，那些来自草莽或乡间的读书人，他们也有他们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更多地接触了现实，对社会这本大书读得远比帝王太子们多。总之是各有千秋，特色鲜明。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帝王们往往与大臣们所想的想不到一块儿去的原因所在了，因为皇帝们想到的更多的是历史，大臣们想到的更多的是现实。现实与历史经验的冲突使得他们常常在朝堂上吵架。

    大臣们往往瞧不起他们的主子——皇帝，认为他不过是出身好，仗着祖宗的荫德，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实际上并无什么本事；而皇帝们也往往瞧不起他们的奴才下属，认为他们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混个一官半职，赚一张粮票，养一家子人，替祖上风光风光，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治国的真才实学。所以，皇帝顺从他的臣子，只是利用他们替自己办事，而臣子们尊崇皇帝，也只是尊崇他们心目中的纲常道德。一旦真正碰上一个懦弱无能的皇帝，这个时候的大臣们往往就能臣辈出；而一旦碰到一个真正的雄才大略之主，这个时候的大臣们就都是灰头土脸。为什么东汉末年会英雄辈出呢，就与碰上桓、灵、哀、献一大溜无用之主有着重要的关系；为什么康雍乾时期，学究辈出呢，就因为碰上了这几个雄霸之主。自古虽然有“民贵君轻”之说，其实，民从来就贵不起来，所贵者唯君与士而已。不管是庸主还是雄主，一旦国家有事，最后还得靠帝国的“良心”们出来担当。所以，心谱如何，往往是最终决定历史命运的关键。只是，心谱又往往取决于脸谱。

    历史上不同的帝国时期，脸谱与心谱往往是矛盾的。帝王代表着帝国的脸谱，士大夫代表了帝国的心谱。皇帝们一天到晚最怕的就是士大夫的心，最猜忌的也是他们的心；而士大夫们则主要看帝王的脸色行事，担心会有一天雷霆震怒，晴转多云、多云转阴。帝王的脸是历史的晴雨表，士大夫的心则左右着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或轨迹。

    脸谱与心谱的矛盾，造成了许多历史的误会和悲剧。

    汉献帝的几个大臣和妃子都死得冤，本来他（她）们都是可以不死的，倘若献帝知道曹操并没有要取而代之之心的话，他也没有必要搞什么衣带诏，弄得董承他们身首异处，甚至献帝的一个身怀六甲的妃子也因此送了命。献帝其实也知道总有一天天下不姓刘而姓曹，但此曹非彼曹，想要预防，不该去找曹操的麻烦，只须把曹操的几个儿子悄悄搞掉就是。对付儿曹比对付老曹还是要容易一些的吧。

    所以历史上越是离皇帝近的地方越不安全，所谓伴君如伴虎。离皇帝远了，自己难以得到皇帝的欢心；离皇帝近了，又怕距离空间太少，自己回旋余地不多。其实，皇帝们又何尝不是一样伴臣如伴虎。大臣离自己太近了，不放心；离自己远了，更不放心。总之是两难。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心结。

    皇帝和他的臣子们也想过不少办法，比如，皇帝们总是希望自己的臣子们心无大志就好，多买良田美宅，多蓄几个美女小妾，让他们沉浸在温柔富贵乡里，自己方可高枕无忧。宋太祖就是典型，其实哪个皇帝不想学宋太祖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再如乾隆皇帝这样一个雄霸之主，他未必不知道和珅之贪。但他的贪正中了乾隆的心意。汉武帝也深知他的亲戚田蚡贪婪，但他还是重用他。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在皇帝看来，贪点钱总不至于要了他的江山，贪钱者不如贪位（江山）者可恨。事实上，历史上多半贪官虽然对老百姓有害，但对朝廷害处则要少得多。反贪反贪，一般情况下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往往是在太平无事之季，要么杀几只鸡给猴儿们看看，要么杀一只猴儿给鸡看看，未有彻底而善始善终者。反贪不能不反，不反则可能一发不可收拾；而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没有反的必要了；反贪又不能反得太过，像雍正那个反法，只是特例，反得不好，反到自己头上就出状况了。所以历史上的反贪，其背后往往是有着很微妙的背景的。也正因为如此，历来反贪是越反越贪。这是规律，也是怎么也突破不了的政治瓶颈。主子们既希望你贪，又不希望你贪的太过。

    只有在这个方面，脸谱与心谱才是相互默契的。

    不要以为皇帝不清楚，做臣子贪还是不贪。连末代皇帝宣统都说过，他5岁的时候，一个月要吃掉810斤猪肉，240只鸡鸭。如果说5岁的孩童算不清这笔帐，那么他的监护人也算不清？大家相互“理解”就是了。

    聪明的臣子，在贪的这一方面他可以毫无顾忌，只要不碰到“严打”就行了，见好就收，还是好臣子。但在结党这一面，可是碰不得的。帝国脸谱不对帝国心谱，最厉害的莫过于党类太盛。结党是远比贪婪要可怕可恨的事情，因为这是在捞政治资本。皇帝宁愿放过一百个巨贪，而绝不会姑息容忍一个结党之人。然而，中国历史上，结党之事是屡见不绝的。从战国四公子开始，到明代的东林再到清代的帝党、后党，史不绝书。

    倘若到了一个人既贪婪又结党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离死期也就不远了。我说的这是通例。

    不过，历史到了大清帝国，这个通例竟然打破了。

    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便是跟曾国藩关系很大的官文。

    官文（1798年—1891年），满洲正白旗人。王佳氏，字秀峰，历任蓝翎侍卫、头等侍卫、副都统。1854年任荆州将军，次年以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1861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1862年升文华展大学士。1864年，曾国藩攻下南京，他也受封一等伯爵。1866年被湖北巡抚曾国荃弹劾，免职。1876年，回京管理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不久又代理直隶总督。1891年病死。

    这个人大半生是和曾国藩密不可分的，从他的履历看，几乎是官运亨通，地位不在曾国藩之下。史载这个人“性柔缓，颛昧不谙政事”。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实际行政能力的人，庸才。这样一个人凭什么能步步高升呢？有几个因素。第一，庸才而非蠢才，此人虽不会行政，但会做官。曾国荃曾笑，一个人要是连官都不会做了，这个人就真是十足无用了。第二，他一直在帮助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虽然两人面和心不和，但许多事情还是由官文来出面的，包括向朝廷奏请，为湘军筹饷，所以打下南京，自然有他一份功劳。这中间主要是由于当时做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会做人的结果。清制，总督与巡抚虽然级别上差半级，但并无领导关系，总督管两个省的军务，巡抚管一个省的政务，但如果督抚同城的话，就经常发生督抚不和。刚开始，官文瞧不起汉人带兵，所以事事掣肘湘军。胡林翼也想把他弄走，但一想，换一个人也许更坏。但由他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只好借助他，便屈节奉承他，把他哄得团团转，得到了官文的信任，什么事都让他放手去办，要他出面就出面，而官文也乐得逍遥，而且表功的时候，自己还在他人的前面，这也叫做双赢。第三，他是满人。

    官文不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但他又类似于那个时代的士大夫，虽是武将，却又不善带兵打仗，他不是文人，却做到文华殿大学士；一生没有什么建树，官却做得很大。然而，历史还是公道的，《清史稿》并没有因他位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而抬举他，反而只是一笔带过。

    那么这个人的能耐到底在哪里呢？前面说了，就是“会做官”，这种会做官，换一个词，就是曾国藩私下说的“官文党类太盛”。说这句话时是咸丰十一年。咸丰十一年，旧皇帝将死，新皇帝将来。这个时候连身在军营的曾国藩都知道他“结党”，朝廷未必不知道。而新寡妇西太后又是最忌结党之人的，那么为何后来，先诛肃顺一党，继而又罢奕亲王之后一直没对他采取行动？

    官文结党之余，还很贪。不仅贪，架子还很大。当时的湖北流传说总督府有“三大”，妾大、门丁大、庖人大。所谓妾大，官文大概只有一个妾，原是一个婢女，深得官文喜爱，纳为妾后，凡事都听这个小老婆的。当年胡林翼笼络他就是走的这个姨太太的路线，让自己的母亲收这位姨太太做干女，那么自己也就多了一个干妹妹。结果成全了江南大业。所谓门丁大，是说湖广境内大小官员要见官文，必须先经他的门卫通报，才能进见，倘若没过这一关，任你天大的事也办不了。所谓庖人大，庖人就是厨子，而这个厨子是他的恩师肃顺推荐的，所以仗着这一层关系，这个厨房大师傅脾气比官文还大，官文竟然也奈何不得。

    野史有载，说一个原来做过官文的同性恋对象（那时称娈童）叫马艾弁的，后来做了副将，白天强行私闯民宅强奸民女，女不从，竟被杀。其家人告到官府，时任湖北布政使的阎敬铭得知此案后，立即去见官文。官文借口生病不见。阎说，如果大人有病吹不得风，我可到卧室一见。官文还是不答应，阎就说，中堂大人生病总有病好的一天，我就在这里等。结果他果然带了铺盖在总督府的大厅里睡了三天三夜。任谁来劝说他都不走，不杀了这个双性恋的副将誓不回去。如此，官文只好出来接见，并且在他这个下属面前长跪不起。可是这个“阎海瑞”不为所动。在一边的严树森（他后来与官文不和，只好走人）都看不过去了，正色指责阎不要太过分了。这样，阎则扶起官文，并商量不杀副将，革职回籍。等到这个副将出来谢恩时，阎大喝一声拿下，叫士兵扒了他的裤子，重打了40大板之后才了事。官文也从此怕了这个“阎海瑞”。这一打，把督抚“三大”的威风也稍稍打掉了一些。

    就是这样一个官文，竟然在肃顺被诛的时候没有被牵连，也是一大怪事。

    同治五年，曾老九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听到官文在军粮一事上故意为难湘军，一气之下，向朝廷参了一本。本来，老九弹劾官文前，曾去信和大哥曾国藩商量，这位大哥犹豫了一会竟然也同意了。这一本竟然灵了，官文被革职。作为肃顺的党羽，而且自己也大肆结党的官文到了这个时候才被处理，又说明什么呢？

    原来，曾老九弹劾官文的罪名，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涉及到他“党类太盛”等别的方面，仅仅是说他“贫庸骄蹇”。

    这是一件小事情，却能做出大题目来。

    首先这说明，至少在帝国黄昏时期，士大夫也即帝国的“良心”仍然在发挥作用。人们多说晚清有多腐败，这是事实。但其实，说起来，腐败的只是帝国的“主人”——满洲贵族。我们看曾国藩及其同时代的官员，在弹劾他人的奏折中，基本上就是对事不对人，就事论事，而不如前朝或者后来那样喜欢上岗上线——除了勾出被参对象的私生活还不过瘾，还要把他的祖宗十八代都挖出来。晚清不是这样。倘若，曾老九告官文一个“党类太盛”，我想西寡妇不会这么轻饶了他的——后来又让他官复原职，做直隶总督了。

    其次，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西寡妇在经历顾命八大臣、撤掉恭亲王以及控制光绪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她寻找到了一个解决两千年来未能解决的那个“政治心结”的办法。这个办法不是汉武帝搞内廷外廷的办法，也不是明代皇帝那样搞特务统治的办法，也不仅仅是雍下皇帝那样搞密折制度，而是以毒攻毒。你八大臣不是想联合起来搞掉孤儿寡母吗？你小皇帝不是想亲政，结成“帝党”要搞掉老娘吗？那么，老娘也来组织一个“党”，这个党，史称“后党”。既然解决了这么一个连男人都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对于官文这种小党也就不必放在心上。至此，帝国脸谱与帝国心谱之间的紧张关系，才有了一个新的变化。

    曾老九这样做，很可能是他大哥授意，只就事论事。作为帝国黄昏时期的良心，曾国藩也始终对国事、国运充满了忧心。甚至一有点风吹草动，就要担心起来。他担心的其实正是两点，一是士人之一代不如一代，一是君德之正与不正。

    有次，他就对其幕僚赵烈文说起，“今日有四川庶常来见，其言谈举止不类士夫。前日有同级庶常送诗，排不成排，古不成古。国家所得人物如此，一代不如一代，文章与国运相关，天下事可知矣。”庶常就是庶吉士，在学历上地位已经是很高了，尚且“排不成排，古不成古”，这类代表国家心谱的人物一旦如此，其后果可以预料。

    曾国藩所以被时人称为“中兴以来，一人而已”，归因就在他代表了帝国的心谱。那一类“古不成古”的读书人，此时还未能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真正发挥作用的便是曾国藩及其同时代的士大夫代表。他的幕僚赵烈文虽然官阶不高，但也算得上一个心谱人物。

    曾国藩之所以信任他，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有时，许多心理话，他还对赵烈文说，比如心理有郁积难以排解之时，两人常有议论。

    赵烈文是跟随曾国藩时间最久也是关系最密切的心腹幕僚之一，他受曾国藩的影响和薰陶至深，也了解曾国藩的性情与喜忧。故曾氏担忧京城气象之时，赵颇有见地地为他开解，目前还不至于土崩瓦解。但是同时他又指出，不出50年就会出现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局面。不料，此话果然应验。他似乎预见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和军阀割据的场景。曾国藩未尝预见不到，但他与赵不同，赵可以置身其外，而曾则置身其中，故而他没有反驳，倒是在想解决之道，南迁学晋宋退居东南半壁。可见他的最坏打算还是希望能够留半口气。可是，赵烈文的回答倒泼了他一盆冷水。不过，赵的解释则显得很苍白，“取天下太巧”并不是这个帝国必然彻底灭亡的根本原因，至于“天道难知”则更是迂腐之论。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帝国“良心”的对话，倒提前给我们撕开了帝国脸谱的真相，揭开了50年后的历史篇章。两年以后，也就是曾国藩晋京拜见两宫太后和皇帝之后不久，他对赵烈文说的一番话，让人回味。他说：“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仰资于徭役；民则健讼成性，藐然于宪典；加上圭痟多灾，暂晴己旱，一雨辄潦。”“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伯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然才薄识短。馀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的忧患不出帝国脸谱和心谱。脸谱则可用“冲默”二字形容，心谱则可用“碌碌”二字归之，有此二端，能不叹息？

    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农历10月11日）曾国藩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乳名宽一。

    1815年（嘉庆二十年）5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10岁，弟曾国潢出生。

    1822年（道光二年）12岁，弟曾国华出生。

    1824年（道光四年）14岁，弟曾国荃出生。

    1826年（道光六年）16岁，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

    1828年（道光八年）18岁，弟曾国葆出生。

    1830年（道光十年）20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

    1833年（道光十三年）23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24岁，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36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径长沙，结交刘蓉。

    1835年（道光十五年）25岁，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

    1836年（道光十六年）26岁，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蓉、郭嵩焘在湘乡会馆“桃园结义”历时两月。

    1838年（道光十八年）28岁，会试中第38名贡士。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十九年）29岁，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启程赴京。本年起始作日记。

    1840年（道光二十年）30岁，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染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等照护，两月方愈。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31岁，8月，偕倭仁拜谒理学大师唐鉴为师，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11月，任国史馆协修。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33岁，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34岁，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35岁，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36岁，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37岁，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38岁，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39岁，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三十年）40岁，7月，兼署部左侍郎。

    1851年（咸丰元年）41岁，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

    1852年（咸丰二年）42岁，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微太湖县小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期间，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岳州。

    1853年（咸丰三年）43岁，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30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移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

    1854年（咸丰四年）44岁，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署理湖北巡抚。7天后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45岁，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

    1856年（咸丰六年）46岁，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洪杨内讧。曾国荃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47岁，2月27日，其父去世，偕弟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48岁，7月13日，接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

    1859年（咸丰九年）49岁，1月，李鸿章来军营。曾国葆改名贞干出师，为其兄国华报仇。

    1860年（咸丰十年）50岁，5月，辑录《经史百家杂钞》26卷。6月，左宗棠来营，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7月，委授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2月，祁门大营两度被困。

    1861年（咸丰十一年）51岁，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11月20日，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12月，在安庆刨办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

    1862年（同治元年）52岁，1月31日，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12月，其弟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

    1863年（同治二年）53岁，1月28日，安庆内军械所造出的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航后，喜而命名“黄鹄号”。6月13日，石达开兵败大渡河。

    1864年（同治三年）54岁，6月3日，洪秀全死于南京。6月16日（阴历），湘军攻恰陷天京，太平军宣告失败。7月，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15日，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11月，奏准停征厘舍、亩捐。12月，主持修复江南贡院，补行江南乡试，会考江南优贡。

    1865年（同治四年）55岁，1月，编《鸣原堂论文》。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交金陵书局出版。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56岁，3月，由徐州赴济宁，沿途谒孟、孔、曾诸圣墓。9月24日，捻军突破防线，进入山东。连续2次请假。10月，奏陈剿捻无效，病难速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12月，回任两江总督。

    1867年（同治六年）57岁，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6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58岁，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师，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

    1869年（同治八年）59岁，6月，奏请按湘军制改造直隶练军。8月，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1870年（同治九年）60岁，4月，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奏准病假一月。5月续假一月。6月，天津教案发生，奉命前往处理。7月11日，抵津。9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曾国藩调任两任总督，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11月3日，六十大寿，御赐“勋高柱石”匾额。24日，作家训（遗嘱）四条：一曰慎读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说，四曰习劳则神钦。

    1871年（同治十年）61岁，8月19日，与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9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23日在沪设宴庆祝61岁生日。

    1872年（同治十一年）62岁，2月27日，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清史稿》赵尔巽等中华书局1977年

    《曾文正公全集》（8卷）［清］李鸿章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曾国藩全集》（30卷）唐浩明编岳麓书社1994年

    《太平天国史稿》罗尔纲中华书局1955年

    《太平天国史》（4卷）罗尔纲中华书局1991年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湘军志》［清］王闿运岳麓书社1983年

    《忠王李秀成自述》广西通志馆1961年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罗尔纲中华书局1982年

    《能静居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本）［清］赵烈文中华书局1962年

    《晚清七十年》唐德刚远流出版社1998年

    《太平杂说》潘旭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太平天国军事史》（太平天国史丛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曾国藩》（三卷）唐浩明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岳麓书社2002年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岳麓书社2004年

    《晚清巨人传·曾国藩》隋丽娟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

    《曾国藩传》朱东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曾忠襄公书札》［清］曾国荃光绪二十九年文海影印本

    《正说清朝十二帝》阎崇年中华书局2004年

    《正说清朝十二后妃》徐广源中华书局2005年

    《近百年湖南学风》钱基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胡林翼集》（5卷）岳麓书社1999年

    《左宗棠全集》（15卷）岳麓书社1996年

    《中国：传统与变迁》费正清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费正清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走向世界的挫折》汪荣祖岳麓书社2000年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郑曦原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易中天文汇出版社2005年

    《湖南近现代史》林增平、范思程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慈禧大传》徐彻辽海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