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抚张亮基爱才、为人坦诚，又极为清廉，故当时深受林则徐的喜爱。在林则徐的极力推荐下，张亮基不几年就位居巡抚。但他是个文官，不会带兵打仗，而且当时的绿营兵既没有打仗的能力，又爱搅事生非，靠不住。湖南和其他各省一样，虽然吏治腐败，但毕竟有这么一个清官在支撑台面。但不久，张亮基官位升了，到武昌代理湖广总督去了，好在他在长沙时做了一件大事，用计赚来了一位鼎鼎有名的“师爷”左宗棠，此后曾国藩率湘军出省作战，这位“师爷”在湖南多为他募集军饷，或为他招兵，支持颇大。

    在曾国藩尚在湘乡时，太平军压逼长沙，张亮基想到了一个人，此人便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湖南人左宗棠。我们便先来说说这个人。

    如果说刘蓉把曾国藩比做一只凤凰，那么左宗棠则确实是一条卧龙。在湖南士人间也流传着“三亮”之说。老亮罗泽南，小亮刘蓉，今亮便是左宗棠。“亮”就是指诸葛亮。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生于1812年，比曾国藩小一岁。21岁中举人，一生所学皆经世致用之学，然而此人却一直未能再登科第。第一次会试不中，第二次本来已被录取为第15名，但因为湖南名额太多，故一刷就把他给刷了下来，取为誉录，就是抄写员。左宗棠不屑，拂袖而归，到醴陵渌江书院讲学。道光十七年，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也是湖南人，他借江西阅兵之际回湖南省墓。此人是有清一代有名望的重臣，也是湖南士人仰慕的榜样。经过醴陵时，县令请左宗棠为陶澍下榻之地写一副对联。左宗棠是作联高手，一挥而就：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是有典故的。“春殿语从容”，是指道光十五年十一月，道光皇帝在乾清宫连续14次召见陶澍，并亲自为他少年读书的地方题匾“印心石屋”，此乃旷代殊荣，陶澍一直引以为豪。下联则表达了家乡士人对陶的景仰与期盼。因而，陶澍一见此联，赞叹不已，立即要见写对联之人。左宗棠本是一奇才，对这位家乡前辈也是仰慕已久，于是倾心请教，与陶澍畅谈一宵。陶自然对这位年仅26岁的家乡奇才另眼相看，同时预料他30年后一定会超过自己，遂定忘年之交。

    左宗棠第三次会试依然落魄而归。在回家途中接到陶澍的信，要他前往南京，相托后事。原来此时的陶澍重病在身，想把自己的独子陶桄托孤于左，并要与左联姻。左感其知遇之恩，表示从此以后，再不参加考试，躬耕柳庄，以湘上农人终世。

    未几陶澍谢世，左把他的独子接到安化老家隐居起来，并悉心教导。太平军进攻长沙之时，左宗棠和许多人一样为避兵灾，迁到湘阴城东一带的东山白水洞隐居。

    这个时候的左宗棠全然以诸葛亮自比。他有两副对联，其一曰：

    文章西汉两司马；

    经济南阳一卧龙。

    另一曰：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这两副对联表明，虽然他隐居此间，但其志并未稍减，和当年诸葛孔明一样，一直在盼望着干一番大事业，无奈时运不济，只有长叹。他在给人的书信的落款处也常常自署“今亮”。

    张亮基刚来湖南时，时任贵州黎平知府的胡林翼（也是湖南人，和左齐名，同誉为中兴四大名臣，在后面我们会谈到此人）就写信给他，极力推荐左宗棠。信中说：“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

    但考虑到左心气很高，招之未必前来。再仿效“三顾茅庐”？又担心此人言过其实。左思右想之后，张亮基想出一奇招。

    他派人送一书信给陶府陶公子，信里说，长沙危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陶家世受国恩，又系富户，理应为湖南官民之榜样，要求陶澍的儿子陶桄五日之内筹办十万两银子以供军需。陶家哪里拿得出十万两银子，于是不得已往湘阴搬请左宗棠。左视陶家公子如同自己儿子，哪里容得下官府欺压陶家，于是立即赶赴长沙。到得长沙陶府，张亮基早已派兵把陶公子“抓去”了。于是左宗棠又赶到巡抚衙门。到那里一看，方知中计。张亮基就这样巧妙地把左宗棠“赚”到了长沙。左感其诚，于是答应做他的“师爷”。张亮基此计，和当年曹操计赚徐庶，颇有相似之处，但曹操之计，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赚来了徐庶之身却赚不来其心。故张亮基在这一点上要比曹操高明得多。后张亮基去了武昌，左仍在骆秉章门下做师爷，而且一干就是八年。

    连载:历史给谁来酿酒   作者：刘绪义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初出茅庐”，左宗棠第一计第一功，便是替张亮基募来了十来万两银子的军饷。继而指挥城内守兵，挡住了太平军的攻势。使得太平军数万人马围攻长沙八十余日而不能攻下，只好半夜渡过湘江，往岳阳去了。张亮基不由得叹曰：即便卧龙再世，也不过如此。

    在左宗棠等人的建议下，张亮基又把曾国藩请到了长沙。此前，左宗棠与曾国藩已经相识。道光十九年，曾国藩进京在长沙小住，在郭嵩焘的介绍下，左宗棠拜访了曾国藩。大家兴致很高，左宗棠又颇有辩才，曾国藩此时已中进士，而左则仍是一举人。曾有意要嘲讽他一番，于是笑着说：

    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

    左宗棠不愧有诸葛亮之才，立即针锋相对：

    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

    左宗棠字季高，上面一联，巧妙地把左季高三字嵌了进去。下联则把曾国藩三字嵌了进去。笑话毕竟是笑话，但从中也看得出两人才干实不相上下。

    曾国藩有了左宗棠这样的高才在身边，对他后来的沙场征战起了关键的作用。

    后世研究历史的人都认为，道咸同光时期，大清帝国的气数己尽，故南有太平军，北有捻军，各地揭竿而起；而在沿海一带，又有英法等国联军步步紧逼，眼看着大厦将倾，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从洞庭湖以南走出来一大批不尚空谈，又能经邦济世的知识分子，大清帝国能借他们之力内平叛乱，外抚夷狄，足见大清帝国气数未尽。

    不过，我这样说，许多人都会说我这观念太腐朽了。不忙，历史容不得观念作怪。事实上，这个时候，知识分子虽然满脑子忠于朝廷，但在思想意识深处，他们效忠的对象已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中国”这一概念的崛起。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希望“宁做太平狗，不为乱世人”，更何况这个时候内忧外患，国家一日不如一日，过去传统的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被时代的急潮唤醒，立功自不必说，保国护民的意识急剧膨胀。曾国藩说，自宋代以来，朝廷就被士大夫“劫持”，我看这“劫持”得好。即便皇帝再昏庸再糊涂，有了这批士大夫在，国家不会乱到哪里去。明代的皇帝数十年不上朝，国家依然在士大夫手中运转，过去“国不可一日无主”的观念得以极大地改变。所以看一个政府的气数，不必看皇帝，要看这个政府的士大夫精神。

    咸丰八年，皇帝在养心殿召见郭嵩焘。皇帝首先问他有没有打过仗，接着问他“天下大局宜如何办理”，当郭嵩焘谨慎地回以收拾残局当靠将帅与督抚合力同心之后，皇帝再次追问：究竟要从何处下手？此时的郭嵩焘仅仅只是翰林院一个翰林，而皇帝显示出来的却不是“不问苍生问鬼神”，而是真切地关注时局。这样的皇帝，怎么说也不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比起人人称赞的汉文帝，我看还要略胜一些。

    当皇帝知道郭嵩焘与左宗棠是老乡，都是湘阴人时，皇帝便问左宗棠这个人才干如何？为什么不肯出来做官？左宗棠此时仍在长沙，自咸丰二年出山帮助湖南巡抚骆秉章办理军务，但至今仍只是一个“师爷”，按理不属于朝廷命官，而皇帝竟然知道他，记得他，竟然关心他的才干，关心他不出来做官的原因，这从一个侧面更进一步证明皇帝也不是历史上所说的那种不谙世事的混混。客观地说，至少也是一个求贤若渴的皇帝。

    当皇帝从郭嵩焘口中得知左宗棠秉性刚直，是人中豪杰，极有血性，只要皇帝诚心相召，不可能不出来做官之后，皇帝就想委之以重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湖广总督官文一纸奏折，又让皇帝打消了这个念头，不仅如此，而且让皇帝勃然大怒。事情起因于发生在长沙的一件“小事”。其实说小又不小，至少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郭嵩焘说左宗棠秉性刚直，实际上可以换做另一种说法，就是那种志大才高的士大夫惯有的性格，脾气不好。秉性刚直的另一面就是脾气不好。左宗棠在长沙因为瞧不起一个叫做樊燮的总兵，故意使坏。一次，樊燮向骆秉章汇报情况之后，退至门口时，因为没跟左宗棠打招呼告辞，就被他大声地叫了回来。叫回来做什么？故意提了几个问题，樊燮回答不出，左宗棠便乘机发难，把他大骂了一通：“王八蛋，滚出去。”骂了之后还踢了他一脚，于是两人当场撕打起来。

    左宗棠打骂樊燮，前者有打人骂人的理由，后者也有被打被骂的原因。但是，作为一介士人，尤其是此时的左宗棠声名在外，甚至“简在帝心”了，做出这等事也确实有些出格。这个樊燮是湖北恩施人，他的儿子樊增祥还是清末民初的大诗人。儿子好，但是其父却不好。樊燮在永州总兵任上，官声极坏，其主要劣迹，时人归纳为两个字：贪，纵。永州地区防兵共二千余人，常驻城内约300人；日常在总兵官署当差的，却有160人。樊家的厨夫、水夫、花匠、点心匠、剃头匠等额，都由兵丁充任，薪水则从军费中支取。不仅如此，举凡日用绸缎、房屋装修，也都挪用军费。因此，樊总兵排场全拜贪污所赐。这是他贪的一面。樊总兵治军甚严，有违犯军令者，一概军棍从事；而部下多在其家当差，不免偶触家法，也是军棍从事。樊家演戏，某千总迟到，违反了他的规定，棍责数十；管理厨房的某外委千总烧煤过多，棍责数十；管理轿务的兵丁，因轿房灯具失修，棍责数十；樊总兵下基层视察，负责沿途招待的某把总因故迟到，即在船边扒了裤子打屁股。这些情况都被反映到省里，“总管”一省军务吏事的左师爷闻之大怒，立即建议骆秉章参劾樊燮。自咸丰四年入幕以来，骆秉章对左宗棠是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因此，骆秉章即上奏参劾樊燮。这件事还没完，就发生了左师爷打骂总兵之事。

    樊总兵哪能咽得下这口恶气，于是便将此事告知了湖广总督官文，让官文参了一本。

    皇帝读了此本，原本想重用左宗棠的想法，立刻被眼前那个不讲朝廷体面，嚣张跋扈，打骂朝廷命官的恶吏形象所赶跑了，批示官文查处，如若属实可就地正法。而樊总兵则正好与官文关系非同一般，本来在骆秉章参樊总兵时，官文也已上折保举樊总兵为湖南提督。正好，三件事凑到一起，热闹了。

    官文接到批复的同时，胡林翼也知道了此事。我们知道胡林翼这个人极会做官又爱惜才，更兼左宗棠与胡林翼有亲戚关系——他的夫人与左宗棠的女婿同为陶澍的子女。得知此事后，胡林翼立即请求官文暂时不要去调查，一面立即向郭嵩焘告急，郭嵩焘便让潘祖荫上折力保。

    于是一句经典名言就出现在这个潘祖荫的奏折里：“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本来爱才心切的咸丰皇帝也被这两句话打动了，这样左宗棠方免去一劫。

    这件事，也使左宗棠的声名更大更响了。

    但左宗棠在长沙是待不下去了。做了八年师爷的左宗棠离开长沙准备前往京城，得知这一情况，胡林翼又来信劝阻，叫他此时不要去北京，毕竟此事还没有了。左宗棠便听其劝，南下来到曾国藩的军中。

    这件事曾国藩当然也知道了，面对这个八年来一直在长沙为之筹兵筹饷鼎力支持，有大功于湘军的家乡才子，曾国藩很是客气，每天都要和他畅谈很久。

    在曾国藩身边待了几个月之后，左宗棠也开始想一改无职无兵的尴尬局面，他与曾国藩商量，要求自己带一支军队。带军队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对左宗棠本人来说，还是对曾国藩来说，都是件好事。然而，曾国藩竟然劝其不必“添此蛇足”。是担心左宗棠不宜带兵，怕将来弄出一个李元度来？还是更希望他在曾国藩幕中出谋划策，出于安全考虑不愿意让左宗棠亲冒矢石？不得而知。唐浩明先生认为，曾国藩可能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曾国藩心里还记着当年左宗棠对他破口大骂的情景，虽然时隔已久，但在曾国藩心里仍有阴影。二是他深知左宗棠的个性，岂肯听人指使？他在湖南巡抚衙门做师爷，连湖南巡抚都要听他的，曾国藩担心左宗棠在自己帐下自领一军，到头来自己都要听他的。

    依我看，第一个考虑应该不大可能，曾国藩也不是那种鸡肠小肚之人，更何况他当年抛下湘军和江西战场回乡奔丧，自己都后悔了，左宗棠是骂的对呀，若不是听他一骂，曾的反省可能还要迟来一些。第二个考虑应该是实情。曾国藩无疑是有鉴于左宗棠的才识，又考虑到他的脾气，还真有点担心驾驭不了这位才大气粗的部属。而且，左宗棠的口才实实在曾国藩之上，曾国藩还说他不过。否则，就在曾国藩的几个得力干将先后弃世，正当用人之际，他岂有不乐意让左宗棠自领一军之理？

    这个时候，皇帝也显示出他的大度和爱才心切来。皇帝分别向胡林翼和曾国藩征询如何使用左宗棠了。面对皇帝的询问，曾国藩虽然不像胡林翼那样，举贤不避其亲，为左宗棠大肆唱赞歌，但他也没有讲其不是，而且他明确回答，希望皇帝知道此人“刚明耐苦，晓畅兵机”，“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脾时局”。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曾国藩并没有坏左宗棠之大事，相反也是在玉成其事。

    皇帝得到胡、曾的回复，当即命左宗棠回湖南招募军队，听从曾国藩调遣。

    事实证明曾国藩不让左宗棠自领军队的考虑也是对的，左宗棠将他招募的军队别立一帜，称“楚军”，一开始就与湘军区别开来了，“湘”在过去还是属于“楚”的，名为受曾国藩调遣，实则想独立。不知道左宗棠的这一做法，是否考虑到了曾国藩的想法，抑或是有意要做给曾国藩看的呢？

    后来，曾左的分途，其实在这里就埋下了伏笔。人们多怪曾国藩的做法对左宗棠不公，其实，从“楚军”命名即可看出两人的关系分裂的端倪。“楚军”之例一开，后来李鸿章如法炮制，自命其军为“淮军”。

    论军事才能，左宗棠确实不在曾国藩之下，有了自己的军队，左宗棠从此沙场征战，连克得胜，奠定了他当世的功绩和后世的英名。

    曾左友情的破裂，我始终认为，左宗棠应负更大的责任。本来做为曾国藩的部属，自树一帜的做法就有失人情；后来曾国荃打下南京，走脱了幼天王，被左宗棠得知，他不告诉曾国藩，竟然直接给皇帝上奏折，把此事捅了出去，这一做法就更不厚道。本来功高震主，更兼曾国藩己有奏折说幼天王已死，倘若皇帝怪罪下来，此事非同小可，难怪曾国藩从此不与他来往。为了消灾，曾国藩把左宗棠在打下杭州，让十万太平军从城中逃出之事也写在奏折里，不想，又遭到左宗棠的强烈反弹，两人交恶公开化。可见左宗棠在做人方面确实有些任性而为。

    同治四年，太平军的残部退到广东，此时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左宗棠奉命南下节制福建、江西和广东三省军务。而广东兵力不足，无法独立防堵太平军入粤，加之，左宗棠所部在福建一带连挫太平军残部，迫使他们逃往广东。郭嵩焘见广东形势紧急，立即向左宗棠求援。而左宗棠竟然上奏要北上剿捻，不久其部果不入广东而折回上海。福建之贼虽平，而广东形势甚迫，看到左宗棠的这一做法，郭嵩焘不禁感叹：“季高此举，使人郁闷。”结果，进入广东的太平军连占了广东几个城市。见此形势，郭嵩焘只好上折请辞。然而，朝廷不仅不批准，反而罕见地指责他“负气”。与此同时左宗棠又雪上加霜，上疏说广东剿匪不力，要求朝廷严办广东督抚。朝廷看到广东形势不妙，命左宗棠驰援广东，不想左宗棠竟然要以撤换广东督抚为条件。郭嵩焘等被撤之后，左宗棠仍不入粤，继续上疏说广东如何贻误军情，最后使得郭嵩焘又受到严厉责备。面对这样一个不讲私情，甚至一点不顾及当年托请潘祖荫上折力保的面子，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难自己，不仅在公文中四次指名参劾，而且在私函中极力诋毁自己的左宗棠，郭嵩焘也毫不隐瞒自己的不满，在给友人的信中予以痛斥。

    左宗棠于得胜之际盛气凌人的做法，更让人不可理喻。本来让左宗棠节制三省就是郭嵩焘的奏疏，郭嵩焘得知皇帝批准，兴高采烈写信祝贺，不料，左宗棠竟然回信讥讽，并以教训的口气说郭嵩焘无能，“贻误各节，则昭明较著，无待察访也”。在另一封信中，又骂郭嵩焘“近于迂琐”。后来，左宗棠入广东，不仅当面斥责，而且屡次在信函中诮责于郭，郭嵩焘自言：“左帅一信五咨，嘻笑怒骂，无所不备，乃使我等诸君同受此辱，可慨也！”自此终生不肯原谅左宗棠。

    美籍学者汪荣祖在《走向世界的挫折》一书中认为，左对郭这种以怨报德的做法，是把郭嵩焘当做曾国藩的同志来发泄的。殊不知，左宗棠与郭嵩焘还是亲家。左宗棠死后，郭虽然前去吊唁，但心里仍然没有原谅他。“文襄不察事理，不究情势，用其铺张诡变之情，使朝廷耳目全蔽，以枉鄙人之志事，其言诬，其心亦太酷矣！"

    从左对郭的态度来看，亦可见当年曾国藩的思虑与识人之远见。有记载说，左宗棠出身举人，所以后来做了闽浙总督和两江总督，接见属下时，总是先看其履历，先接见举人出身的，然后才接见进士出身者。他的理论便是举人优于进士论。从这里也可看出左宗棠的心理亦有一种难以言表的阴暗面，或许正是这一阴暗面，导致了他先后与曾、郭交恶。

    曾国藩办团练之初，还有一个人起了重要作用。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在上面已多次提到。此人是曾国藩早年在京城里的朋友，后来又是曾的支持者。他就是江忠源。如果说左宗棠是卧龙再世的话，那么江忠源应该说就是关公再世。

    《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义薄云天，以至于被后世称为神。尤其是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妇孺皆知，老少咸闻。其实，关云长与江忠源比起来，说句不恭敬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关公千里走单骑，怎么样也只有一次，况且他是去找他的结义兄弟，保护二位嫂嫂，两个大活人。江忠源也有过千里走单骑，而且不只一次。清代道光年间，新化籍举人邹柳溪病逝于北京，江忠源护送其灵柩由京返湘。后来，湘乡籍举人邓铁松在北京患了肺病，死在回湘途中的河北献县，又是江忠源负责料理后事，并护送其灵柩回到家中。献县到湘乡三千多里路，北京到新化就更要远一些，陪伴着一个死人，一路上靠舟车或步行，风餐露宿，其间的艰辛险阻可想而知。江忠源玉成此事，不比关公，多少抱着兄长将来若是做了真龙天子不会忘记自己好处的念头，江忠源护送死人，显然没有丝毫好处可得。两次义举，也使得江忠源名声大播京城。曾国藩称之为“真侠士”。当时京城对湖南有此奇人也无不敬仰。

    在前面，我们提到曾国藩善于识人，就举了他识江忠源的例子。曾国藩见了江之后，预料他必立功天下，并死于节义。后来果然皆应验了。

    三国里面的关公有斩颜良诛文丑的美名，但历史上的颜良文丑并不是关公所杀，易中天已在《品三国》里讲过了。不过倘若江忠源也仅仅只有千里送灵柩的经历，也就谈不上胜于关公了。江忠源也有过和斩颜良诛文丑相媲美的经历。

    道光二十八年，江忠源本丁父忧在籍，太平军举事，江忠源在老家新宁募五百兵士（一说千人），号为“楚勇”。先是平息了本地瑶民雷再浩的造反，后来开赴广西前线与太平军正面交锋。咸丰元年十一月，和赛尚阿一起围堵太平军于永安。由于赛尚阿指挥错误，致使太平军从永安突围逃脱。咸丰二年二月，太平军从水路进攻湖南，江忠源率楚勇赶到全州蓑衣渡，在此伐木作堰，横江拦截，致使太平军在蓑衣渡一战中损失惨重，击毁其所有船只，太平军的“开国元勋”南王冯云山也在此役中被炮击中身亡，取得了清王朝与太平军作战史上第一场大捷。江忠源名气大震。

    咸丰二年十月，太平军围攻长沙，江忠源赶到长沙支持张亮基。此时的长沙不仅兵微将少，仅有的数千绿营兵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从各地赶来增援的兵士也各自为政，或不听调度，或无事生非。张亮基在危急之中看到江忠源的楚勇却是另外一番气象，其军不仅秩序井然，而且号令严整，张不禁大为感慨，以为是到了当年的“细柳营”。

    张亮基和他一席谈话，发现江忠源不仅善于打仗，而且颇有谋略。江忠源分析太平军实力其实并不可怕，之所以让太平军频频得手，关键就在于朝廷兵将多年不曾打仗，一闻大兵压境便举止失措，指挥失误，缺少全局观念。应该说，这一分析是非常恰当到位的。

    围城一段时间后，太平军采取了挖地道的方式，几乎攻破长沙城防。在左宗棠的指挥下，江忠源率士兵坚持抗击，终于在天心阁下，将太平军的又一“开国元勋”西王萧朝贵一炮打死，迫使太平军连夜弃长沙逃往别处。

    诛杀南王和西王，江忠源之功非同小可。不久，江忠源即出任湖北按察使。

    咸丰四年，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成为湖南办团练而迅速崛起升至高位的最早一人。江忠源早年本是一个风流浪荡公子，不想后来改过自新，成为京湘两地士人中有名的侠义举人。江的成功为湖南士人树立了一个弃笔从戎、立功军旅的很好榜样，并激起了湖南士人建功立业的热情。

    正是这样一个江忠源，与曾国藩相交甚好，由于有在京城的经历，曾国藩格外赏识他。他也不负所望，为谢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江忠源在历次给朝廷的奏折中陈述曾国藩办团练的业绩，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设法为曾国藩扩军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1854年即咸丰四年，正当曾国藩率湘军水陆进军出师入鄂之际，时任安徽巡抚的江忠源奉旨进驻庐州，阻击石达开率领的西征军。太平军将庐州重重围住，以地雷攻破庐州城，江忠源身受重创，自坠古潭而死。年仅42岁，应验了曾国藩十年前所预言的“以节义死”。

    江忠源死后，清廷追赠他为总督，谥“忠烈”。曾国藩闻听恶信，心中如折了一根支柱。心里空落许久，方为他撰一挽联：

    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

    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

    江忠源死后不到两年，曾国藩手下又一个得力干将离他而去，这就是被人称为湘军儒将、悍将的罗泽南。

    初办团练的曾国藩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他所恃者无非就是二品侍郎的空衔，以及当年在京城里开创出来的海内人望。但论实力，曾国藩几乎是一张白纸。

    曾国藩到长沙的第一步就是把他的老乡罗泽南拉了过来。对于这个罗泽南，任何谈论曾国藩的人都不可回避地要谈及他。曾国藩为什么会看中罗泽南？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时的罗泽南，手里有一支千余人的武装。在老家时，曾国藩曾与他交谈过，善于识人的曾国藩之所以应允墨绖出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了罗泽南。

    罗泽南，年龄比曾国藩还要大三四岁。他字仲岳，号梅泉。现今湖南双峰县石牛乡人。因其家住在罗山山麓，故又称之为罗罗山。

    说到这位罗罗山，历史评价很多，然而，我最愿意引用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里对他的评价。他说：

    时为之语曰：“无湘乡，不成军。”藉藉人口，而不知无泽南，无湘军。惟泽南以宋儒之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军所以为天下雄，而国之人归颂焉。

    纵观历来对罗泽南的评价，尚无人有钱基博高屋建瓴之眼光和识见。有了这样一个人才来辅佐曾国藩，岂有不成功之理？曾国藩自己也常说，古之成大业者，固在得人。

    和当时许多其他湖南士人不一样的地方，罗泽南的家境可能是最差的了。一些史志上都记载，罗泽南的家境情况是“家酷贫”，“大父拱诗屡典衣市米，节缩于家，专饷于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要靠典当家里的衣服来买米的地步，节衣缩食，为的是什么？是供泽南读书。

    泽南读书用两个字概括就是“苦读”。夜里没有煤油灯，怎么办？把书拿到月光底下去读（“把卷读月下”），累了就地露宿（“倦即露宿达旦”）。19岁那年，母亲去世，再过一年，祖父、兄嫂相继死去。“十年之间，迭遭期丧十有一。”就是说屡遭丧亲的打击，十年间死了11个亲人；29岁时，长子、次子、三子先后死去。这一年是道光十五年，大旱，泽南考试回来，到家已是半夜，正要敲门，听到妻子在放声大哭，一问方知三个儿子都饿死了。这样的情景只有诗圣杜甫有过类似的经历，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个比他更命苦的士子了，但越是受到打击，泽南的心更坚、志更大。“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这正是孔子圣人所说的“忧道不忧贫”的典型了。直到33岁才得以“补县学生”。

    从19岁起泽南开始自己谋生，在县内各地开馆讲学。他所讲的内容和方法都不同于一般的塾师，他除了教人识字开蒙，应试科举之外，还教人静心养性，练习跳高和拳棒。上午讲学，下午操练。这种方法竟然招来了不少学生，如后来在湘军中冲锋陷阵的李续宾、李续宜、王錱等湘军名将都是此时泽南的弟子。道光二十四年前后，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华和曾国荃兄弟一面在城南书院读书，一面附课于罗泽南处。咸丰元年，得以举孝廉方正。可见，饱学之士也不一定科举顺利。此时的曾国藩已是朝廷二品大员。然而，相形之下，泽南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穷年汲汲，究心洛闽之学，“宗周敦颐而著《太极衍义》”，“宗张载而著《西铭讲义》”。周敦颐是湖南学界祖辈，理学开山；张载是湖湘学派先师。故泽南成为湖南士人的典型，同时也是极具湖湘性格的士人。

    咸丰二年，太平军从广西窜入湖南。泽南以一介书生在乡操办团练，带领自己的弟子一班人组织起一千多人的队伍。正如他所说：“余以一介书生，倡提义旅，驱驰于吴、楚之间，而其一时之同事者，及门之士居多。共患难，履险蹈危，绝无顾惜，抑何不以厉害动其心耶？当天下无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辞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学者，人或以为迂。一旦有变，昔之所谓迂者，欲奋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谓愚不可及者欤！亦由其义理之说，素明于中故。”他拉起这支队伍是要把自己平生所学化为匡救时难的经世之功。也正是这支队伍给曾国藩增添了建功立业的信心，而曾国藩的赏识和提携，也为泽南提供了一个把自己平生所学发扬光大的平台。所以在后来的征战中，泽南成为曾国藩最坚定的助手和沙场先锋。

    细心的读者还记得我在前面说过，罗泽南有“老亮”之称，“老亮”就是老诸葛亮，“老”意指他年龄较大。我们也还记得三国里面的关羽，作战之余，爱读《春秋》。泽南颇有此儒将风范。在湘军中除曾国藩之外，泽南也是一个将读书之风带到军营里的将领。白天鏖战疆场，夜晚则在营帐读四书。前后身经大小二百余战，常以坚忍而胜。时人问及他制胜之道，他回答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

    向来只闻读兵法可以打仗，从来不闻读《大学》也能打仗的，可见泽南读书颇有一套心得，而不是读死书。他的弟子李续宾，自负臂力，精于骑射，能征善战，而甘心在一个穷教书匠手下“折节受学”，若不是泽南有非凡的人格魅力，何以驾驭得这样一个悍将？后来，曾国藩对李续宾有过评价，其中之一便是一个“静”字，可见，李续宾深得泽南之学，不愧为泽南高足。

    正因为这样，曾国藩出山之后，首先想到的便是罗泽南。后江忠源在南昌被太平军围困，致书曾国藩求救，曾命泽南率2000人前往，因立功官升同知。后又在衡阳协助曾国藩改组湘军。此后一直跟在曾国藩身边，和塔齐布一起，成为曾国藩的左右臂膀，最亲信的一支。后来，两人还结成儿女亲家，可见其关系非同一般。

    咸丰五年，他随曾国藩出师江西，久攻九江不下。曾国藩爱将塔齐布因此呕血而死。而太平军又在猛攻武昌。此时罗泽南向曾国藩建议不如暂时放弃九江、湖口，要打破当前僵局，变被动为主动，不如回军上游，占据武昌，打通江西与湖北之间的通道。

    这一建议事实证明是很有眼光的，但曾国藩舍不得罗泽南远走，考虑再三，才派他率军回援武昌，还把自己的好友刘蓉派去做他的助手。这时湖北巡抚正是胡林翼，罗泽南和他一起合力作战，进攻武昌，取得大破太平军的胜利。眼看武昌不日即可攻下，罗心里惦记江西战事和困在江西的曾国藩，加紧了攻城的步伐，企图一举成功，然后挥师回援江西。咸丰六年三月，在一次攻城之战中额上中弹，仍然坚持作战。五天后伤势加剧，不治而亡。临终之前，命人取纸墨，写下：“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写罢，握住胡林翼之手，说：“死何足惜，恨贼未平。愿以兵属迪庵（迪庵是李续宾的字）。”说罢撒手而逝，年仅50岁。

    得到罗泽南的死讯，曾国藩如五雷轰顶。是时三月，劲草已肥，春华未发。“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他在家书中说：“吾邑伟人，吾店首功，何堪闻此”。清廷追封他为骑都尉，谥“忠节”。

    罗泽南之死对湘军的损失是巨大的，影响同样也是巨大的，胡林翼曾作两副挽联，从中可以看出一二。

    其一是：

    上马杀贼，下马著书，仗大力撑持，真秀才，真将军，真理学；

    前表出师，后表誓志，痛忠魂酸楚，有寡妇，有孤儿，有哀亲。

    其二是：

    公来使我生，公去使我骇，公逝使我悲，七尺躯系天下安危，存宜尸祝，殁宜尸祝；

    贼至还他战，贼退还他守，贼炽还他死，一腔血酬半生知己，成亦英雄，败亦英雄。

    左宗棠的挽联则云：

    率生徒数十人转战而来，持三尺剑，著等身书，亦名将，亦纯儒，独有千秋，罗山不死；

    报国家二百年养士之德，复州六城，杀亿万贼，是忠臣，是良友，又溺一个，湘水无情。

    至于罗泽南对后世的影响，有梁启超评论可作代表：“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就是这一砥砺，让一门被视为“空疏无用”的学问被视为“有用之学”。有曾国藩、罗泽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世湖湘文化发源于湘乡。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前面我们讲到，曾国藩出山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罗泽南从家乡拉到了自己身边，从而奠定了湘军的基石。然而，不久之后曾国藩就不得不离开长沙，移师衡阳。

    衡阳离长沙不远，离曾国藩的家湘乡也不远。衡阳是曾国藩兄弟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对这个地方他并不陌生。天缘凑泊，移师衡阳本是不得已，然而，却又给曾国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命运的转机。

    衡阳在湘江中游，江面宽阔，大浪淘沙，是非常适合训练水军的地方。面对着滔滔江水，曾国藩想起太平军自出师以来，陆战并无什么战绩，靠的都是水军。心想，不如训练出一支水师劲旅，与太平军一决高下。他将这一想法与衡阳友人一商量，立即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呼应。衡阳地处湘江中下游，自来熟悉水性者极多，不怕招募不到好兵。于是曾国藩即下决心，招募水师。然而，当前之下，陆师有了罗泽南，就好比刘备之有关公；水师又当由谁来统领？当地乡绅便向曾国藩举荐了一人。此人便是当地人称周瑜再世的彭玉麟。

    彭玉麟生于1816年，比曾国藩小五岁，衡阳县人，字雪琴，自号退省山人。早年家境贫寒，从小跟随父亲在安徽长大，父亲死后，族人欺负他孤儿寡母，竟夺其田，母子只好避居衡阳，就读于四大书院的石鼓书院。他也是一个有名的孝子，为了侍奉老母，做司书小吏谋碗饭吃。运道不济，直到37岁仍是一个穷秀才。然而穷并不能丧其志。他有一首诗，其中云：“无补时艰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道出了学无所用的遗憾。由于生于水滨，深谙水性，对水战之法颇有用心，相传他家里藏有一部《公瑾水战法》的兵书。

    咸丰三年，就在曾国藩因人推荐要访求雪琴之时，彭玉麟正丁母忧在家，为人尽孝的彭玉麟因这个原因不想出山。然而，耐不住曾国藩数番诚恳相邀，尤其是曾国藩的一番话：“乡里藉藉，父子且不相保，能长守丘墓乎？”令他大为感奋，于是墨绖出山，受命率领一支水师。从此深得曾国藩的喜爱与信任。此后，彭玉麟一直率领水师跟随曾国藩出生入死，也成为曾国藩最为根本的嫡系之师。有了彭玉麟，如同孙权有了周瑜，从此，水师成为曾国藩手下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同治三年，他率领水师和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配合攻打，历经艰辛，终于攻下南京，成为“天下第一功”的重要参与者。

    以一个穷秀才出身，十余年间，彭玉麟官至“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详勇巴图鲁世袭一等轻车都尉钦差巡视长江水师赠太子太保”（这是清代名儒王闿运为他所做的行状的题目）。位居“中兴四大名臣”之列（罗泽南之所以未列其中，可能因为他死得太早的缘故吧）。然而，彭玉麟一生为后人所重视的原因并不在这里，却在于他与世俗不同，卓然独立的处世态度。唐浩明先生称之为“古今难寻”。

    和曾国藩做官不为发财，不取公家一丝一毫的做法相似，彭玉麟也从小就立有三不之志：不受官，不私财，不要命。这样一种人品，正是曾国藩所看重的，因而，曾对他是倾心相待，不仅是上下级关系，也是情趣相合的朋友。

    说他是周郎再世，一点也不夸张附会。人所皆知，三国周郎善识音，“曲有误，周郎顾”，作为将军的周瑜还是音乐家和音乐鉴赏家。彭玉麟颇有周郎之风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周郎之才，周郎会识音，雪琴善画梅。二是有周郎之情，周郎有“初嫁之小乔”，雪琴有一生难舍的恋人。他一生画梅相传有十万枝，他本不是画家，也没有专门学过画画，画梅做什么？纪念恋人，此事成为晚清一代人所共知的佳话。他的恋人是谁？说法不一。据罗尔纲先生考证其为彭玉麟外祖母的养女王竹宾。彭玉麟少年生长在安庆，与舅父王氏共居。其外祖母有养女王竹宾，年纪比他略大一点，“少小相亲意气投”，私订终身。但彭玉麟17岁时，跟随父母回其原籍衡阳。12年后，其舅父去世，外祖母和王竹宾无人赡养，彭玉麟遣其三弟赴安庆接其外祖母和王竹宾至衡阳就养。此时，彭玉麟已娶妻邹氏，竹宾尚未嫁。恋人相见，情何以堪。彭妻邹氏百般防范。未几王竹宾出嫁，四年后因难产而卒。彭玉麟后来与妻子分居，也没有娶妾，“终身无房室之欢”，唯以画梅自遣，画上常钤“一生知己是梅花”或“古今第一伤心人”印。彭玉麟悼其恋人的诗现存多首，哀艳沉痛，录二首如下：

    《感怀》二首

    少小相亲意气投，芳踪喜共渭阳留。

    剧怜窗下厮磨惯，难忘灯前笑语柔。

    生许相依原有愿，死期入梦竟无繇。

    黄家山里冬青树，一道花墙万古愁。

    皖水分襟十二年，潇湘重聚晚春天。

    徒留四载刀环约，未遂三生镜匣缘。

    惜别惺惺情缱绻，关怀事事意缠绵。

    抚今思昔增悲哽，无限心伤听杜鹃。

    唐浩明先生则认为他的恋人是一个孤儿，是雪琴在看腊梅的山上见到的，他在长篇小说《曾国藩》里有详尽而生动的描述。

    不管是谁，彭玉麟对恋人的深情是世所公认的，“一生心事付梅花”。虽周郎也无过于他。他还有周郎的儒雅。易宗夔在《新世说》的书里面说他“貌清癯如闲云野鹤，出语声细微至不可辨”，又说他是“恂恂儒者，和气蔼然”。可见也是一员儒将。

    除此而外，彭玉麟还以拼命辞官而享誉天下。他一生有过六次辞官。第一次是在咸丰十年四月，此时玉麟官衔是布政使，水师统领。曾国藩想要他由“相当于副省级”的虚衔变成安徽巡抚的实职，由品级高地位低的武职变成文职，既是出于多年情谊，也是为了他的安全考虑——长年居住在狭窄窒息的船上，与一个统领身份也不大符。圣旨下达，玉麟以不习地方事务，当不好巡抚为由三次上表辞谢，朝廷只好改授他为兵部侍郎。第二次是同治四年二月，代理漕运总督这样一个大肥缺已落到了他头上，然而，玉麟又以不懂漕政为由，二次上疏辞谢了这个令无数人垂涎三尺的肥缺。第三次是同治七年六月，彭主动要求开除他的兵部侍郎职，回家去补上当年没有守满的母丧之制。第四次是同治十一年，两宫太后懿旨玉麟进京代理兵部侍郎，出任同治皇帝大婚庆典中的宫门弹压大臣，但他婚礼一结束，就要求做一个散秩大员，去巡视长江。第五次是光绪七年七月，朝廷任命他为代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众所周知两江总督是名臣宿宦方可担当起的重任，可玉麟又不领旨，上疏请辞，并荐曾国荃代。第六次是光绪八年正月，朝廷任命其为兵部尚书。接旨后再次请辞，不过这一次可没如愿，等到中法战争爆发，清廷命他率旧部前往广东办理防务。玉麟以这个理由再次辞去兵部尚书，然后前往广东前线；为辞去兵部尚书一职，他先后四次上疏，直到光绪十四年朝廷才答应他的要求。

    历数这种种辞官经历，不能不令人感慨这确实是一个古今难寻之“封建官僚”。玉麟忠实地履行了他“不受官”的信条。

    再看他的“不私财”。清代官员工资不高，但养廉银（奖金）却还可观。一个巡抚一年工资不过155两，奖金（养廉银）可达10000~15000两。彭玉麟十多年间积累下来的养廉银应当相当可观。然而，他却把这笔奖金全部记在公家的帐上，自己私用从不在此开支。而且他多次将这笔钱捐献给粮台作为军费开支。另外又热心公益事业，衡阳城内的船山书院就是他捐建的。同治六年，他还要求曾国藩代他奏疏，请求皇帝不要因为他捐献奖金而额外恩赐他的子女。这样不要钱的官员，恐怕也只有明朝的海瑞可比了。

    他的“不怕死”则更是典型的湖湘士人性格。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评价他：“附生彭玉麟，书生从戎，胆气过于宿将，激昂慷慨，有烈士风。”因此，湘军上下都叫他“雪帅”。

    汉阳之战，彭玉麟乘坐的长龙被炮火击沉，他坠入江中，后面的舢板赶紧来救，却拽不起他，原来是水下有人死死抱着他的双腿不放，舢舨上的军士便大喊大叫：“快放手，你抱的是统领大人！”玉麟呛了水，却并不恼怒，对手下说：“这时候他只顾自家性命，哪管什么统领不统领！”双双获救后，才知那人是同船的司舵。玉麟笑着骂道：“早知是你这家伙，我提着你的头发扔十丈外去了！”生死之际，他仍能如此从容谈笑，真可谓胆色超群。

    光绪十六年三月，75岁的湘军名将彭玉麟以一介平民之身在衡阳老家病逝。自1853年出师以来，30年间，有15年是居住在一只小船上度过的。他自述：“臣素无声色之好家室之乐，性尤不耽安乐。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蕧一亩之殖以庇妻子。身受重伤，积劳多疾，未尝请一日之假回籍调治。终年风涛矢石之中，虽其病，未尝一日移居岸上。”这样一个“刚直”之人，深得时人畏惧，长沙千里水师，个个害怕他，一听说他要来巡视长江，人人提心吊胆。他死后，王闿运、张之洞、俞樾等著名人士均为之慷慨作歌：

    王闿运的挽联说：

    诗酒自名家，更勋业烂然，长增画苑梅花价；

    楼船欲渡海，叹英雄老矣，忍说江南血战功。

    张之洞的挽联则云：

    五年前瘴海同袍，艰危竟奠重溟浪；

    二千里长江如镜，扫荡艰忌百战人。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曾国藩自得了彭玉麟，有了亲自创建的水师，即开始筹划出征。然而，一开始就出师不利。先是岳州失利，继而靖港惨败，损兵折将，屡战屡败。湘军前途不被人看好。但曾国藩没有气馁，而是打脱牙和血吞。待到再整兵马之后，更加重视湘军的训练，不再轻言出师。咸丰三年，湖广总督吴文镕危急，向曾国藩求救，曾不敢出兵。后吴文镕想到了另一个湖南人胡林翼，奏请朝廷请胡林翼援救湖北，谁知胡林翼刚到湖北，吴文镕就战死沙场。胡林翼进退两难。

    此时，尚在加紧操练湘军的曾国藩向湖南巡抚骆秉章建议，胡林翼的队伍可由湖南来供饷，解除了胡林翼的尴尬局面。同时又向朝廷奏请，将胡林翼留在湖南。就这样，曾胡之间的联盟开始建立。历史证明，曾国藩此举对湘军对曾国藩今后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胡林翼是湖南益阳人，比曾国藩小一岁，他算不上是曾国藩的属下，却是曾国藩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与前面几位湘军名将罗泽南、彭玉麟比起来，早年的胡林翼简直生活在天堂之上。他的父亲胡达源是探花出身的。“状元榜眼探花郎”，胡达源是第三。胡林翼又是他的独子，小时候表现得非常聪明，让人喜爱，故做大官的父母岂有不溺爱之理，吃喝嫖赌样样都行，纨绔子弟习气无所不有。有个叫黄濬的人在一本《花随人圣庵摭记》的书里就记载了后来大名鼎鼎的胡林翼吃花酒嫖妓的故事。那时胡林翼己是做了翰林院的翰林了，一天他和另一个同乡长沙人荇农去嫖妓，正在兴头之中，步军衙门里来人抓官员嫖妓者。荇农反应快，见事情紧急，顾不得胡林翼，自己跑进厨房躲了起来，化装成厨子从后门逃脱；胡林翼反应慢了半拍，被抓个正着。当时清朝有律严禁官员嫖妓，一旦发现严惩不怠。胡林翼吓得要死，好在他还算狡猾，在衙门里报了个假名，并花了五十两银子打点，才免去此祸。不过从此，胡林翼不再喜欢长沙人。

    说到这里，不妨说开一点。信奉儒家文化的清政府，不管是在道德方面还是在法律方面，都对嫖妓行为是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的。然而，据史记载，当时京官嫖妓却仍然普遍得很。不仅法律管不住，道德也禁不止。胡林翼侥幸逃脱惩罚，正说明了这一点。

    历来有人认为，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点在于中国是以道德代替法律，其实并没有说到点子上，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在法律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故而中国人不相信法律，宁愿相信道德，只有在道德面前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犯禁，而逃避法律监管的例子太多，不胜枚举；在一个正常机制下，如果社会尚还健康，即便逃脱了法律，也难以逃脱道德的惩罚。但在一个不正常情况下，逃脱了法律，又能逃脱道德，那么这个社会就到了“人心日伪”“世风日下”的局面了。大家熟悉的一个例子便是曹操的“割须代首”。法令是曹操刚刚颁布下去的，然而第一个犯禁的便恰恰是曹操。这个时候怎么办？曹操自然不想自己落到要成为第一个试刀的人；他的手下当然也不希望如此，他们还指望跟着曹操打胜仗升官发财。然而，法律刚刚宣布实施，如果不执行，那岂不把法律当儿戏？曹操的尴尬就在这里。虽然他最终耍滑头逃避了法律的惩罚，然而，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范本，来证明任何一条法律都可能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法律是由人制定的，而人的预见是有限度的，他无法预测到将来会发生些什么。所以可以说，任何一种法律都是先天不足的。况且法律的实施和执行还在于人，如果碰到包公或者海瑞，那么法律面前可能做到人人平等；如果碰到王莾或者曹操，那么法律面前就不可能人人平等。所以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个理想。而道德就不一样了。道德是人们经过长时间的实践从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一种法则。

    胡林翼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虽然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没有逃过道德这一关。事实也证明我的上述观点，后来，胡林翼洗心革面，迅速崛起成为“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最先发现胡林翼的不凡潜质的又是陶澍。前面讲过，此人发现了左宗棠，其实在此之前他就发现了胡林翼。胡林翼19岁那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林翼为妻。这个时候的胡林翼还是一个花花公子。

    野史说，胡林翼洞房花烛的那晚，居然还与人在酒店里喝酒，喝得烂醉不归，这让新娘子以及岳母大人十分伤心，以为所嫁非人。而他的老泰山则不然，他对夫人说，此子是瑚琏之器，过几年就会懂事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此人还混沌未开，还没成器。什么叫瑚琏之器呢？“瑚琏”是古代宗庙里用来盛黍稷的礼器。就是比喻一个人有宗庙之才、执掌朝政之能。《论语》中记载孔子评论端木赐就有瑚琏之器。“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陶澍虽然发现了胡林翼是社稷之才，然而，婚后的胡林翼仍旧积习不改。其父再也忍不住了，心想这样下去如何对得起陶大人，于是把他关起来痛打了一顿，并不许他再出门。“棍棒底下出孝子”，此话竟一点不错。这一打，竟然打出了一个举人。胡林翼只在家闭门读书一年，24岁便考中了举人，第二年又中了进士做了翰林。不过，虽然学业上是有了长进，然而，做了翰林的胡林翼仍然发生了上面所讲的吃花酒、逛妓院的故事。应该说，这个时候的胡林翼仍然是劣迹斑斑。

    真正彻底洗心革面竟然是因为父亲的死。父亲去世后，按理胡林翼应守制三年。这三年正是他闭门思过的好时期。或许因为父亲死了，失去了靠山，唤醒了他的某种忧患意识，三年一过，胡林翼竟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这时，他花巨资买了个贵州知府，决定到地处偏远、又不太平的地方去一显身手。在贵州其间他出没于荒山野岭之间，从中学会了打仗、学会了吃苦，在那里胡林翼开始有了军事上的名声。看来，道德的力量还是巨大的，胡林翼决心一洗道德上的劣名，果然就获得了道德的奖掖。

    太平军进攻湖南，湖南巡抚张亮基请调胡林翼，可贵州巡抚竟然不肯放他；湖广总督吴文镕请调胡林翼，贵州巡抚却肯了，这中间不知何故。也许还是吴文镕救命重要些吧。

    正当胡林翼在去援救吴文镕的路上，吴文镕已经战死，这样胡林翼进退不得，幸而有曾国藩为之请命，故胡林翼从此与曾国藩结下深厚情谊，成为湘军中一支重要力量。却也奇怪，本有社稷之才的胡林翼在贵州经营近18年，却成就不大；一旦归属湘军曾国藩后，转眼间飞黄腾达起来。咸丰五年就官居代理湖北巡抚，前后只花了近7个月时间。

    在湖北6年，胡林翼和曾国藩同心同德，其济时艰，两人的友情非他人可比。而胡林翼又不同于曾国藩，曾氏虽名义上是湘军统帅，只做了七天的湖北巡抚就被剥夺了，只有兵权却无地方实职，故办起事来，处处要受当地官员掣肘，尤其是涉及要到钱（军饷）的时候，更是举步维艰。而胡林翼竟然早于曾国藩得到地方实职，因而，办起事来要方便得多。胡林翼借这个方便为湘军多方尽力支持帮助，对湘军贡献巨大。

    尤其是后来，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华和曾国荃先后在湖北战场跟随胡林翼征战，胡对曾国藩的这两个兄弟更是尽心照顾，要啥给啥。曾国华初来乍到，胡竟然就把一支生力军交给他指挥；曾国荃办事莽撞，也多亏胡林翼从中协调帮助。这一点，曾国藩心知肚明，对胡也是非常感激。

    还有，涉及到湘军内部的利益，曾和胡总要事先商量好，才向朝廷报告。两人统一口径，枪口一致，目标一致。再后来，为了帮助曾国藩摆脱无地方实职的困境，胡林翼多方想法，终于为曾国藩争到了两江总督的位子。两个人的关系到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这样一种水乳交融的地步，历史上这样相知相得的同僚确实凤毛麟角。

    胡林翼不愧是京城名宦之子，虽然早年放荡不羁，却也学会了很多东西。他有三会：一是会做官，二是会打仗，三是会做人。

    会做官。胡林翼深谙官场规则和内幕，他不同曾国藩，曾每到一处总和地方官合不来，在湖南的时候因为参劾一个副将得罪了长沙官场，被逼走衡阳；在江西的时候，因为参劾了陈启迈，又因为厘金问题与原是自己保荐出来的沈葆祯发生冲突，得罪了江西官场。而胡林翼却很忍得住一些闲气。当时做湖广总督的官文是个满人，向来瞧不起汉人，和曾国荃最合不来。胡林翼也非常不满官文的种种做法，有心想参劾他，可是一想，即便把这个赶走，朝廷必不肯启用一个汉人来坐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武昌，新来的总督未必就是个合得来的，还不如和他处理好关系，这样一来更有利于湘军，有利于江南战局。于是，野史中说，他为取得官文的信任，认了官文一个小妾做干妹，又尽量满足官文的贪欲，这样官文完全相信了他，把湖北一应事务都交给他，一些曾、胡等人出面不好办的事都由官文出面上奏朝廷，而朝廷信任官文和胡林翼要远胜于信任曾国藩。没有了官文的掣肘，这对湘军后来逐渐走出困境起了关键的作用。

    会做人。胡林翼会做人，表现在他对湘军部将格外信赖和亲热，如对罗泽南，言必称“先生”，遇事言听计从；对其部属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也格外笼络，当他知道李氏兄弟有老母在家无人照顾，派人把她接到自己署中，供养起来；对左宗棠也是格外热情，当朝廷向他征询对左宗棠的看法时，胡林翼是极数左宗棠的好处等等。

    会打仗。是为世人公认。这一点他又和曾国藩不同，曾国藩带兵出征十余年，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只要是曾国藩亲自指挥的战役，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然而，胡林翼却不同，他出师多以胜仗归来。后来，蒋介石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专门把胡林翼治兵的方法编成语录，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毛泽东同样很服膺胡林翼，胡林翼字“润芝”，毛泽东也给自己改名为“润芝”。

    如果说把曾国藩比做凤，左宗棠比做龙，那么胡林翼就是一只雁，一只胸怀海阔天空、志大才高又极恋乡情的大雁。

    然而，这只对湘军、对曾国藩来说是须臾不能离的大雁，却在咸丰十一年溘然长逝。他虽不是战死的，然而他的死更加悲壮。那年八月，胡林翼站在长江边上眺望，一艘英国兵舰汽笛长鸣，风驰电掣而来，把驶在前面的一只湘军水师舰船撞翻，湘军水兵大半落水，狼狈不堪，而英国水兵却在船上放肆狂笑。目睹这一切，胡林翼勃然大怒，一口血从口里喷出，随即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经此打击，本来身患肺病的一代名将，病情迅速恶化，不治而死。年仅50岁。

    胡林翼之死，更让湖湘士人陡生一种屈原的悲情，从他身上人们更看到一种屈魂精神。真是衡阳雁去，黄鹤长逝。胡林翼一死，对湘军对曾国藩来说，不亚于咸丰元年的风云大变幻。曾国藩闻听此信，不由长叹：“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尚在病中的曾国藩不仅自己亲书挽联：

    逋寇在吴中，是先帝与荩臣临终憾事；

    荐贤满天下，愿后人补我公未竟勋名。

    同时还代替在胡林翼手下为将的九弟曾国荃做枪手，拟了一副挽联：

    少壮剧豪雄，到暮年折节谦虚，但思尽忠补过；

    东南名将帅，赖先生苦心调护，联为骨肉弟兄。

    “暮年折节”、“骨肉弟兄”，把胡林翼一生以及曾胡关系概括得真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