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历史是一个小姑娘，任人打扮。我要说，历史不是任人酿的酒，其中滋味需要去品，每个人品出来的滋味或许各有不同。

    征衣似雪。我们来看看十多年间曾国藩的遭际。

    一身多病：曾国藩可以说是一个病号。道光二十年六月，他在京城参加散馆考试半年后就得过一场肺病，肺病在当时几乎无救，幸遇名医，才死里逃生。后又得牛皮癣，此病最是顽固、难医，自道光二十五年开始得此病，几乎终生伴随着他，虽然吃药不断，然一旦情绪有变化，此病即行复发。因而，每当军事不利，曾国藩身上便奇痒难耐，以至于搔得全身上下出血不止，而痒依旧，痛苦万分，只觉“无生人之乐”。同时也患耳鸣症。耳鸣症源于肝和肾的毛病。自咸丰七年丁父忧时，年不到五十，便开始眼睛模糊，寸大的字都看不清，他自己屡次提到身体虚弱，不能苦思久坐，再后来还吐过血。最后大概死于中风。

    两大爱好：曾氏年轻时有两大爱好，下围棋和吸水烟。下围棋太耗时，影响读书，曾氏曾下决心要戒掉，然而在十年征战中，不仅没有戒掉，反而几乎每天一局，就是战争极不顺时，也照下不误，成为他一生唯一的娱乐活动。吸水烟却真的戒掉了。

    两度丁忧：十年间，先是母亲去世，回乡守丧，然而未及一半，他的天生对头就出现了，广西事发，被迫墨絰从戎，以一个文弱书生而受命大将出征。尔后父亲去世，朝廷仅准假三月回乡料理丧事，再次夺情。两次丧亲，两次夺情，使得为人子的曾国藩未能一守孝道。孝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天大的事，不忠不孝是莫大的罪名，同时孝也是中国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中为人子者的最大情结。不能尽孝是人生莫大的遗憾。

    两失兄弟：十年间，曾氏四兄弟均从征于杀场，各自统帅一支军队，日夜操持。劳苦不说，先是六弟曾国华战死疆场，继而幼弟曾国葆病死军前，不仅使曾氏丧失了两员得力大将，也严重地挫伤了曾氏的心。须知曾氏的兄弟情谊，当世无人能出其右。

    祸不单行：同样给曾氏带来感伤的还有他子女的不幸。一是曾氏五个千金。长女纪静，嫁了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嫖娼不说，醉酒不说，且不敬岳父，私取公款。纪静在夫家受尽了冷落，年仅29岁就死了。二女纪耀，丈夫性格也不好，虽没有官家子弟的坏习气，身世也不幸。纪耀终生未育，39岁病逝于法国。三女纪琛，丈夫就是罗泽南的公子，也是一个没有本事只知吃喝玩乐的少爷，而且婆婆太厉害，纪琛深畏之。有劣夫有恶婆，可以想见此女的命运，更想不到的是，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儿子，在南京被炮声惊吓而死，曾氏目睹心伤不堪。四女纪纯的丈夫身体差，21岁就死了，留下孤儿寡母，家境艰难，纪纯也只活了35岁。五女早夭，唯有六女纪芬命好，活过九十，五世同堂。自家女儿如此不幸，怎么能不给做父亲的平添许多辛酸和打击？

    几次自杀：十年征衣，几度自杀，这对于一个行军统帅来说是多么大的无奈，我们无法想象。一次是在靖港之役，这是曾氏出师不久，湘军训练不足的结果。原本颇有大志的他，目睹湘军惨败，欲投水自杀，被人阻止；一次是在湖口一役，曾氏坐镇指挥湘军水师，被罗大纲偷袭，座船都被太平军夺去，情势十分恶劣，不得已跳进了冰冷的江水，幸被部下救起；还有一次就是在祁门困守之时，料知不能免于死，立下遗嘱，准备随时自杀，好在当时围困祁门的李秀成胆小，自行撤退，才又躲过了一场劫难。

    友逝敌增：曾国藩晚年自述一生朋友不多。十年之间，先是恩师胡文镕、爱将塔齐布，继而是罗泽南、李续宾、胡林翼等等，这些与他共患难的人先后战死沙场，丧失了他赖以辅佐的几支关键力量。他的朋友中，李元度应该算是能与他共生死的，在江西最艰难的时候，李元度一直陪在身边。然而，他派李元度守徽州，才守了一天就落荒而逃，这一逃竟不逃归曾氏大营，却投向曾氏的政敌何桂清去了。这对曾氏来说又是一个莫大的打击，故此后，曾氏数次参劾李元度，后人只说曾氏不是，其实有谁理解他的心思。左宗棠也应算是他的朋友，刚出师的时候，左在湖南，尽心为曾氏募集军饷，鼎力支持。然而后来曾氏父丧，不待圣旨即行回家，第一个站出来骂的便是左宗棠。曾国藩胞弟曾国荃攻下南京洪老童生的老巢，让幼天王逃走，第一个上表朝廷的也是这位左宗棠。这几件事无疑也在曾氏的心上插了几刀。人生莫大的悲哀就在于朋友从背后伸出来的刀子。

    十年一妾：作为一个湘军统帅，曾氏十余年间征战沙场，他的对头洪老童生正在南京城里享受着88个美女的轮番侍侯，而曾氏十年间仅仅娶得一妾。他的正室欧阳夫人长年待在湘乡老家，无法享受夫妻之乐。娶此一妾，尚是曾氏疾病缠身，特别是牛皮癣复发，奇痒难耐，身边急于有个人料理之际。然而，不幸的是，此女仅仅伴随曾氏一年半，其间大半还在生病，很快就死去了。

    几大恶名：十年征衣，为曾氏换来了什么？在出征太平军之前，曾国藩就己经是礼部侍郎，官居二品，十年之后，直到江南形势大变，才得以实授两江总督。最后终于位极人臣，列汉臣第一，大红大紫，然而也来不及享受这一盛名，就遇上平捻挫折、天津教案，将自己的功名折损许多。死后得封侯，谥“文正”，也算是善终了。然而，十年间恶名几乎一直伴随着他。在组建湘军不久，因为斩杀了十来个抢米行、被疑为会党分子的平民，被人称为“曾剃头”。当湘军正盛之际，就有臣子要陷他于万劫不复之地，对皇帝说什么一个汉人，一个在野之人，振臂一呼而天下应，这恐怕不是皇帝之福啊。几十年后，又被封上若干恶名，什么“镇压农民革命的元凶”，什么“地主阶级的反动头子”、“大汉奸”、“大刽子手”，甚至还有什么“卖国贼”都来了。

    好在历史选择了曾国藩。十余年间，尽管战场硝烟不散，随时命悬一线，谣言和指责纷至沓来。曾氏却在这些年间，留下了一部日记（从第二次出山起至去世前一天未尝中断）、一部家书（被后世称之为最好的家教教材）、一个文派（湘乡派）、一种精神（湘军精神、敢打硬仗，确立了湖湘文化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开创了一个运动（洋务运动）……

    俗话说，毁树容易种树难。就是说要破坏一件什么东西容易，而要建设一个新的却很难。比如打碎一块镜子只需轻轻一击，而要恢复起来却是十分困难的。对于一些可触可摸的事件固然如此。然而，历史上的许多经验又告诉人们，有时破坏要比建设还难。一些难以触摸的事物往往遵循这样一个规律。比如传统，千百年来，要打破一种传统，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而要确立一个新传统，往往只需借助于某一件很不起眼的事。又如历史，古人讲：“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此话不可谓不毒也。然而，千百年来，亡国者不可数矣，可有几个亡国者是先亡于史呢？而中国历史上，恰恰相反，新朝建立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往往便是替前朝修史。其深层的原因便在于，要破坏一个眼中之物容易，而要破坏一个心中之物则万难。也正为如此，吾国之传统才得以千百年来传承下来。这似乎又应了王夫之所说的话：“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

    前面我从一个人的档案说起，仅仅停留在个人身上，并没有把他置于任何一面历史镜像之中。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更方便讲述本书要说的核心人物。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打算给这个人物立传，也没打算给他写史，我只是想告诉人们，作为一个人他是如何活着的，他为什么要这样活着，他还有没有别的活着的方式。

    本来，写历史人物，自然离不开历史。但我不想以史家的角色或身份来为历史人物盖棺定论，我只想以一个人看另一个人的方式来看他。在这中间，我和他是平等的，不管他在历史中作用如何之大，也不管他地位如何之高。既如此，我也不承担什么历史重任，我也承担不起。我要做的便是抛开历史这个沉重的盔甲，轻装前进，因此，我不相信什么历史学家只应该叙事而不评价的迂腐之论。因为，事实的选取、裁剪本身就体现了评价，事实不可能孤零零地摆在那里。我的评价就体现我的喜好，体现我的眼光，甚至我的立场，而不是像某些大家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平民立场”、“现代视角”。你一个人能代表平民吗？你一个人能反映现代吗？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千万不要代表我，也千万不要把我的当成你的。

    曾经有许多人都在撰文说，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曾国藩。其实，没有几个人真正做到了。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观念上的深层因素，二是缺乏过硬的研究。

    真正要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曾国藩，往往很难。品三国易，品曾国藩难。这是我在长达十余年尤其是近来看曾国藩的过程中经常感叹的。品三国为什么易呢？因为没有观念上的障碍，所涉及的时代也久远；品曾国藩为什么难呢？因为他去古未远，所涉及的人和事过于纷繁复杂，内心常常被一些看似清晰的东西所纠缠。前面所讲的就是为了告诉广大读者，曾国藩所面临的对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很有必要，因为一个人往往又是另一个人的镜子，正好比我可以从你眼里看到我自己一样，这样做有利于更清楚地认识曾国藩其人。

    中国文化里有一个千年不变的传统，那就是为尊者讳，为名人讳。周文王本是臣属于殷商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他的来历出身如何，难以确考。但当周文王造反之时，便在思考如何造神，在精神上求得天下的响应。于是一个神话或者鬼话便开始广泛流传。这一神话或者说鬼话至今还保留在《诗经》里：

    厥初生民，时维姜源。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攸止攸介。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为后稷。

    这是说周的始祖叫姜源，姜源是怎么把后稷生下来的呢，说她是踩了神的大脚印而怀了孕。也就是说，姜源不是与其丈夫合法性交而怀孕生产的，后稷的父亲是谁就成了问题，本来在那个时代，女人没有什么贞节观念，她可以和任意一个男人性交。比如孔子的母亲，据说是野合而生下孔子的。所谓踩了神的脚印，说穿了大概也是与人野合，这本来没什么了不起，但对周民族来说，毕竟不大光彩，连父亲都不知道是谁，是要被人骂做“野种”甚至“杂种”的。所以只好在这个方面大做文章，造神。至于后稷到底是不是周民族的祖先，只有天知道。这样一来又把自己的身份与远古时代的圣人挂上了钩。

    后世的帝王都从中学会了这一套，无一不依此照葫芦画瓢，冒认祖先，虚构身世，伪造简历。如汉刘邦就有了一套“赤帝子杀白帝子”的鬼话。《史记》还说汉高祖刘邦之母，于大泽之陂歇息，梦与神遇，未几有孕，遂产高祖。几乎是周代神话的翻版。刘邦“龙准而龙颜，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醉卧之时，其友见其身上常有龙。唐朝的皇帝姓李，为了攀上老子（李聃），苦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八杆子打不上，只好转而尊奉道教。其实老子虽是道家，道家与道教固然有一点渊源关系，但实则是两码事。《晋书》曰：“李太后数梦两龙枕膝，日月入怀，遂生孝武帝及会稽文孝王、鄱阳长公主。”《南齐书》说南齐太祖十七岁时“梦乘青龙西行逐日，日将薄山，乃止，觉而惧，家人问占者云：至贵之象也”。《宋史》说，安懿王梦见两龙与日一起下坠，他以衣承之，后来生下的“龙子”就是英宗……

    曾国藩生于十九世纪文明程度较高的时代，只是湘中山地一农民。不想时世造英雄，成就了他一生风云。作为一介饱读儒家诗书的士大夫，自然不会给自己造神。然而，既是传说又是事实，围绕着曾国藩的出生也有一个“神话”。

    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深夜，曾国藩的祖父竟希公忽然看见一条巨蟒在自家门口自天而降，并绕屋一匝，进了大门。蛇身如吊桶，黝黑有光，斑纹赫然，吐着长长的信子，“嘶嘶”作响，眼睛通透有红光，头进院子很久，尾巴还在门口。竟希公吓出一身冷汗，就醒来了，方知是南柯一梦。披衣起床，走出户外，明月当天，四周寂然，突然看见屋门前的空坪上分明躺着一条大蛇，左右挪动，不禁又吓了一跳。再定睛看时，哪里有蛇，分明是一株老藤在月夜下的影子。

    就在他三思之时，家人过来报喜，孙媳妇生了个胖小子。

    竟希公喜出望外，看那小子，竟然眼睛尚未睁开，却似笑非笑。竟希公猛然醒悟，此子莫非就是蟒蛇精投胎？于是把刚才梦境一说，众皆唏嘘。

    这故事较早就在湘乡曾府流传。有人说，当年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一大蟒蛇进了家门，其后果然力挽狂澜，立下赫赫战功。有人说，曾国藩成年后，一直患有牛皮癣，其状堪如蟒蛇之皮肤，莫不应验乎？

    龙图腾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且不说真龙天子的传说有多少真实性，中国龙确有专横霸道，憎恨秩序，炫耀自我，好大喜功的一面，但是，热情、欢乐、活跃、灵动、智慧，又是中国龙的原初的可贵品格。龙并非帝王专属，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喻之以龙。孔子惊叹老子的学问博大精深，曰：“老子其犹龙乎？”诸葛孔明，人称“卧龙先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湘乡荷叶的地形地貌也是“实生龙蛇”之所。用以比喻非常之人，“人中之龙”可以是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群龙无首”，否则便一事无成。

    我们且不去管这传说是真是假，是最初的梦境还是后人的捏造。《阴符经》里说“龙蛇起陆，天地反复”。曾国藩这一条蟒蛇自此降生，自此之后，天地间果然有了一次为之“反复”的风云际会。英雄出自民间，民间自有智慧。民间智慧即便是虚构出一个蟒蛇精转世的传说，也足以说明曾国藩的不同凡响，让人更加相信曾国藩的传奇人生。事后，曾国藩征战沙场，首创水师，确实也是陆战功少，水战功大。莫非冥冥之中，真有某种机缘？从曾国藩的相貌看，其脸长而削瘦，鼻翼两边法令既深且长，一对三角眼，一双扫帚眉，不怒而威，无形中让人产生一种不令而从的感觉。把曾国藩比作为人中之龙，自然一点也不夸张。

    湖南自古便是蛮荒之地，虽然以勤劳著称的湖南人世代耕耘于斯，但直到唐宋之际仍是朝廷流放犯罪官员的清绝地。大量贬谪官员给了湖湘大地以丰厚的养分，也造就了“先忧而后乐”的岳阳楼精神。三国时期，湖南曾是吴蜀长期争夺之地。吴国周瑜长年驻守岳阳，如今岳阳还留有其妻小乔之墓。蜀国诸葛亮也曾镇守零陵，并在此地物色到他的接班人蒋琬。蒋琬可谓湖湘人物见诸史册中的“破天荒”者。民间更有意思，当年黄忠守长沙，刘备大军到时，黄忠不战而降，然而，人们爱其忠赞其勇，偏偏创作出一曲经典“关公战长沙”。

    长沙乃四战之地，无险可守。素有“纸糊的长沙铁打的宝庆”一说。长沙北靠洞庭长江，南倚衡岳五岭，东西皆山，实乃一蔽塞之地。故而即便是人文荟萃，也难以扬名立万。到唐代之时始有“破天荒”之说。

    宋代文学家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和学者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唐代每逢大比之年，凡参加进士考试的举人，均由地方解送赴京应试，当时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为‘天荒解’”。

    “天荒”实为一讥讽之名，其意为原始混沌未开的状态。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长沙人刘蜕中了进士，破了“天荒解”，故称为“破天荒”。时任荆南节度使的魏国公崔铉特地赏给刘蜕70万贯钱以示奖励，名之为“破天荒钱”，以建状元府第。刘蜕回信答谢，辞而不受：“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破天荒”就成为一个典故而流传下来。

    刘蜕此后以直言进谏不畏权贵名世，在文学成就上以散文卓著，且自成一家。

    宋代以后，湖南人高中科举的仍然不多。然而，由于当时的宋代实乃半壁江山，文化南移，著名书院岳麓书院在长沙设立，吸引了省外许多著名士人来此讲学，如福建的张栻、朱熹，自此开湖湘学派，一时蔚为大观。在外做官多年的永州人周敦颐也回乡讲学，此人开理学之先声，启迪了宋明时代几大著名学者如朱熹、二程兄弟、陆九渊等人，被尊为“理学鼻祖”。

    明末之际，衡阳人王夫之崛起，船山之学盛行。曾国藩早年求学即在衡阳，深为船山学术所折服，后来在军事之余，竟亲自校阅《船山遗书》，刊印成书。

    此前数百年，为何湖湘人物“罕见史传”？这是后人反复问过的。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湖南的地理区划位置。由于长期以来，湖南与湖北一直是合而为一的，在清代设“湖广总督”，督署设在湖北，湖南士人考试要过洞庭，跨长江，去湖北投考。其间之艰难今人难以复知，多少人就葬身在八百里洞庭湖的疾风巨浪之中。当年曾国藩从湘乡一路步行到北京，尚走了八十多天，更何况在此之前道阻且险的时代，赶考之艰难，非比一般。直到清代雍正皇帝才听取官员的陈情，在湖南开设分闱，史称“南北分闱”，方解除了湖南士人读书成名之难。由于朝廷中长期缺少湖南人的声音，湖南士人即便中了科举，在那个注重血亲关系的帝国时代，也难以出人头地。但地理位置与湖南相似的江西就不一样。唐宋间，江西人物辈出，其间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朝廷许多重要官员都是江西人，如王安石、欧阳修、曾巩。有句俗话叫做“朝中有人好做官”。所以，后来曾国藩在京城立稳足根之后，对湖南士人格外关照，无疑是有鉴于这样一个历史教训。

    历史翻到清道光十八年，出身于湘乡一贫困山区的曾国藩进京赶考，终于在会试中以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的成绩中试，被赐同进士出身。在接下来的朝考中，又考了个一等第三名，并由道光皇帝亲自把他拔为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再通过了散馆考试，被授翰林院检讨。虽然官职只是从七品，却在湖南湘乡大大地破了天荒。道光二十六年，曾国藩三十六岁那年，官升从四品，是翰林院侍讲学士；道光二十七年，再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居从二品。又在短短时间内由从四品的侍讲到从二品的侍郎，连升四级。连曾国藩自己都感觉到“惶悚实深”。这在湖南官场上同样也是破天荒的。正如他在家信中说，湖南三十七岁便官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曾国藩何以能成为湖南历史上再一个破天荒者？我认为这要从他的家风谈起。

    同样，我们先来看一下曾国藩的档案。

    姓名：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

    原名：曾子城字居武

    乳名：宽一

    生卒：1811年—1872年

    性别：男

    民族：汉

    籍贯：湖南湘乡（今湖南双峰）

    学历：进士

    职务：总督、太子太保、大学士，一等勇毅侯，谥文正

    家庭背景：祖上一直务农

    健康状况：一生多病，既往病史有耳鸣、肺病、牛皮癣、眼疾等

    社会关系：父亲曾麟书，字竹亭。43岁考上秀才。务农

    母亲江氏，大丈夫五岁

    二弟曾国潢，字澄侯，人称老四。执掌家政

    三弟曾国华，字温甫，人称老六。湘军副将，战死于三河，死后追赠道员

    四弟曾国荃，字沅甫，人称老九。太子少保、一等威毅伯、两江总督，死于任所，谥忠襄、追赠太子太傅

    五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贞幹，字事恒，称季弟。在南京军中染病而死

    长子曾纪泽，字颉刚。袭一等勇毅侯，外交家，曾任驻英法公使

    次子曾纪鸿，秀才。数学家，一生不仕。

    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春雨晨锄劚玉版，秋风夜馆鸣琅玕。自来京华昵车马，满腔俗恶不可删。

    这是曾国藩在一首题为《题篬筤谷图》的诗里面满怀深情吟诵过的开头几句。高嵋山是坐落在湖南湘乡与衡阳两县交界之处的大山，山下有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小山村，四周都是群山丘陵，离此不远处便有当年黄巢的起义队伍驻扎过的一座山，名曰黄巢山，再过去一点便是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虽然是一个山青水秀，茂林修竹，景色秀丽的好去处，无奈却也是一处消息闭塞、文化落后的山冲。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就出生在这个小山村里。

    这个地方清朝时期隶属于长沙府湘乡县，现今归属双峰县。湘乡这个地方是湖南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县邑，自汉代建制以来，有两千多年文字记载的悠久历史。据清同治《湘乡县志》记载，自东汉至清同治以前，有一千多位名人、职官载入史志(不含湘军七千多名文武官员)，其中任朝廷高官者七人，曾国藩是最后一名京官。蜀汉大司马蒋琬，诸葛亮誉称：“蒋琬，社稷之器，非方园百里小地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宋代进士王容应廷试，孝宗亲拔第一，曰：“王容之文质实。”王容为湘乡第一个状元，其文概悉真情，深切时务，仕至议政大夫礼部侍郎。明代大理评事贺宗，为陈诉湘乡水患，拯溺救困，剖心沥血为民请命，朝廷豁减赋粮四千余石，邑人感恩戴德。清代御史谢振定，刚正不阿，敢忤权贵，一举焚毁权臣和王申妾弟违例轿车，时人誉称“烧车御史”，驰名天下。“国藩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的画像赞记，以为师资。”上述名臣为湘乡历代职官的杰出代表，对曾国藩为人、从政和治军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旧志云：“湘乡为人文荟萃之区，形胜甲于他邑。”元代，湘乡以民至万户升为州。自清代康乾以后，湘乡人户兴旺，至同治年间人口总数增至53��7万有余。是时正值湘军鏖战扩军，湘乡为湘军提供了充足的兵源。

    湘乡自宋代始创县学以来，科举制度不断发展，为发掘人才起了重要作用。清代雍正年间，湘乡成为湖南人文最盛州县之一，县学由中学升为大学。至同治年间，凡科举中试为进士、举人、贡生者共774人。这些士人大多成湘军悍将。

    湘乡曾氏家族祖籍却是衡阳。衡阳是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的家乡，船山之学对曾国藩精神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清顺治年间，曾孟学一家于衡阳迁居湘乡，卜居大界里。曾孟学是大界曾族的始祖，其人“性情耿直，才略过人”，在当地享有很高威望。曾族始入湘乡，家境并不富裕。世代后裔以勤俭立身，耕读传家。至第四代曾元吉时，积累了数千金的家业，盖有几处宅院，还在衡阳置田40亩，族人繁衍至25房，这是大界曾族的始旺。到嘉庆十三年，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又迁家到白杨坪。

    大界曾族累世务农，是典型的耕读世家。堂屋神龛两侧对联云：“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这就是曾族祖传治家之道。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善于经营，创立八条家规，曾国藩归为八个字：书(读书)、蔬(种菜)、鱼(养鱼)、猪(养猪)、早(早起)、扫(打扫)、考(祭祀)、宝(敦族睦邻)，后人戏称为“八宝饭”。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又把祖传家规撰为一首对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愿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并令曾国藩书写，教子传承先祖家风，不忘先祖寄托。曾族家规家风对曾国藩一生影响深远，他说：“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即祖父曾玉屏)之教尤应慎守牢记。”在这里，曾国藩惟提祖父，没提父亲，似对“世事不闻不问”持不同见解。

    曾族的耕读家规是造就曾国藩成材之始道。在古时，农民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耕是生计之本，离开了耕，就无以生存，但仅有耕，也难以致富。民间有句俗语：“穷喂猪，富读书。”儒家有条规矩：“学而优则仕。”读是致富的途径，为入仕的阶梯。凡人要致富，要入仕，惟有华山一条路：读书。因此，大界曾族自曾元吉稍富以后，治族以耕为本，以耕助读，诗书裕后，代代都有读书人。然而，由学到优再到仕，需要经历由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的漫长历程。大界曾族几代人的接力赛，直到第九代后裔——曾国藩才跻身仕门，当上了京官。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又名星冈，清太学生，由于早岁辍学，学业未成，“壮而引为深耻”。因此，把读书列为八条家规的第一条，很重视送子孙读书，“令子孙出就名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深知其父的苦心，勤奋读书，但因天赋不足，16次应童子试都没有考中，直至43岁才考取秀才，尽管如此，也给族人和后代以极大鼓舞。曾麟书几十年的寒窗苦读，获得了入仕的最低文凭，却走完了他一生道路大半有余，而以后的仕途更漫长，更艰辛。他深知自己不是仕官料子，只能“将艰巨付儿曹”。于是，在家办起了私塾，专心督导曾国藩兄弟读书。曾国藩作为两代先辈的长子长孙，自然得到了更多的关爱。

    曾国藩后来回忆自己的少年时期说，那时基本上就是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乡间世事都不必去管。虽然他的祖父、祖母等辈都一直从事着一些农村辅助性劳动，但他自己没有参加过什么生产劳动。然而，这并不妨碍曾国藩对农村生产劳动的重视，即便做了两江总督，家门鼎盛之际，他仍时时嘱咐儿女们要谨守耕读家风，在种田上下功夫，“再辅之以书、蔬等”八宝。

    曾国藩天分并不十分高，但他勤奋好学。先是跟随父亲读了十余年，《曾文正公年谱》载“公禀学于庭训者凡八年”，而综合其前后记载推算应该有12年。到20岁时开始外出求学。先是到衡阳的唐氏家塾和湘乡的涟滨书院学习，继而在中秀才后进入湖南的最高学府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在他14岁那年，曾国藩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到他的家塾中访问，看到曾国藩所作的诗文，十分赞赏。其父也有意卖弄一下儿子的才学，便要欧阳命题考一考曾国藩。欧阳以“共登青云梯”为题命作一律，其实曾国藩自言“最短于七律，其余诸体皆工”，不想曾国藩即席赋成，让欧阳更加喜爱，觉得此子前程不可限量，便要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曾国藩为妻。二人一拍即合，此女当时9岁，便是曾国藩的妻子欧阳夫人。

    在家风家学的影响下，曾国藩一生读书不辍。从读书之中，曾国藩读出了一般读书人所读不到的东西。一般读书人读死书、死读书，最后读书死；而曾国藩读常人所读的书却能读出一种精神来，即便是程朱理学那些教条式的语录，曾国藩读后也能把它运用到行军作战、为人处事上来。

    曾国藩在30岁的时候，就将《易经》读通了，他多次在家书中说到自己在《易经》里读通了一个道理即“削息赢满”，也就是《易经》说的一阴一阳之道。

    《易经》集中了中国古代最高的智慧，用阴和阳两个符号代表宇宙之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对立而相关的现象。比如说天和地、白天和黑夜、生和死、男与女或者是雄与雌、公与母，还有进与退、人生的顺利与坎坷。还可以推导出人之心与理、科学与艺术等这些宇宙和人类最值得关注的对立又紧密联系的现象，这是我们中国古人一个很伟大的发现。

    曾国藩从中悟出什么东西呢?他认为一个人的功名、事业、富贵、地位、权势，一切好的东西可以把它比之为“阳”，那么一切坎坷、不利、退让、宽容、压抑，这许多方面则归之为“阴”，这两方面要互补、要调和。曾国藩很早就认为自己阳的方面很多了，他说已经做了中级官员之后，祖父、祖母、父母都在，而且还有儿子女儿，兄弟姊妹也都有，所以他就提出了要“求厥”，自己的享受、自己的功名享受要尽量少，这就是偏重阴的方面，来进行平衡。到晚年他干出很大的事业，阳已经不得了，所以他时时刻刻有一种恐惧之感，深怕因为阳刚太盛使自己陨灭，所以他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长寿的少，所以他求阴来补，所以退让、宽容别人、压抑自己，使得这种平衡尽量不要被破坏。这就为他后来出征洪秀全，虽屡败而不止，最后功成打下了思想基础。

    因为会读书，故而曾国藩对读书人了解得格外通透。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曾国藩一直重视培养、造就读书人。曾国藩建军的基本原则就是：“选士人，领山农”，他深信“儒门出将，书生知兵”，从而做到了兵为将有，以礼治军，培养出一支儒学色彩极浓、战斗力极强的新式军队。

    一年之内，连升四级，一般只有在戏剧里面看得到，而今却实实发生在这个湖南士子身上。曾国藩何以能有如此殊荣呢？各种猜测纷至沓来。一种说法是，此人才具平平，然而却官运很好，当时，左宗棠就持这种看法。一种说法是，靠的是此人攀上了穆彰阿这棵大树，有了这个大靠山。野史记载，一次，朝廷传旨让曾国藩次日中午在养性殿等候召见。第二天上午，曾国藩在养性殿端坐一个多时辰，不见动静。正在纳闷之中，有人传旨说改在明天上午的养心殿见驾。曾氏颇为奇怪，便去请教他的座师、时任大学士的穆彰阿。穆也思考良久，此类事情从未有过，莫非皇上有什么用意？于是用三百两银子，买通养性殿太监，让他将殿内四壁所挂字画全部抄录下来送至穆府。他对曾国藩说，养性殿是收藏字画的宫殿，从来不是皇帝见臣工之所，赶快将这些字画记熟，定有大用。果然，第二天，皇上召见曾国藩，便问起先天在养性殿所见字画的情景，曾氏因而应对如流，深得皇上赏识，于是便青云直上。

    果真如此吗？清代皇帝仅仅凭一个人对字画的熟悉程度就越级提拔？须知道光时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年轻的道光皇帝也不是那么昏庸，要这种人才于国家何益？上述说法，仿佛是说曾国藩的青云直上靠的不是真本事，而是一些历史学家所谓的“阿谀奉承”、巴结满洲权贵所得。或者仅仅是靠运气而已。

    事实并不如此。曾国藩一生性格耿直，平素轻易不结交权贵。举个例子，当年八大臣辅政之时，肃顺权势中天，而曾国藩竟无一书信与他。而肃顺依然对他重用不减。在京时，作为礼部一高官，本来按例皇帝赏给大臣父母荫福的文书是不用曾国藩开口的，然而，由于曾氏不想花钱打点礼部办事人员，故而一纸文书一拖再拖。

    曾国藩的“进步”，固然与当时的朝廷重臣穆彰阿等人的推荐分不开，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他本人的努力。有清一代，对汉人的提拔，其要求往往要比对满人的要求高得多，严格得多。穆彰阿，还包括倭仁等人，对一个汉人的赏识，一方面说明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小，一方面说明此人必有过人之处。当时，满人对汉人在朝廷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一直心有不服，嫉贤妒能之辈大有人在。而要越级提拔一个汉人，倘若不能让满大臣心服口服的话，皇帝是万万不会这么做的。古往今来，无数能做到二品大员的人，差不多都到了两鬓斑白的年龄了。

    细思曾国藩“进步”之谜，无出乎以下两条：一是进德，一是修业。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给其弟的信中就写道：“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在曾国藩看来，“科名者，食禄之阶也”，“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这里面讲到三个方面的因素作用在一个人身上：一是天意，一是他人，一是自我。天意从来高难问，曾氏笃信天命，凡成功一事，他必分一半功于天。他人则起着一种制约或者推动力的作用，所谓“出门靠朋友”即是此类。故曾国藩在京城之时，一是乐意广交朋友，二是遍求名师。曾氏早年朋友之多，范围之广，在他出征十余年间尽行可知。他自己说：“师友挟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他和朋友成天读朱子全书，谈修诚之事，于日记中检点自己的一念之差、一事之失，毫不留情；他拜理学大师倭仁为师，倭仁的声名并不好，但倭仁所教他二字“研几”之修身要诀，却成为曾氏终身受用的法宝，他佩服左宗棠的正是此二字。他向同乡前辈唐鉴虚心请教，唐鉴所指出的两点均为曾氏所接受，并终生奉行不悖：一是读书之法，文章、义理、考据三学问中，义理为首；二是静字工夫。这对于后来曾国藩行军打仗起到了莫大的帮助。而唐鉴深受咸丰皇帝的信任，一月之内连续召见他15次，征询治国之道。正是因为唐鉴向咸丰帝面荐曾国藩，朝廷才得以让丁忧在乡的曾国藩出山组建团练，经营湘军，而且唐鉴还为他打下了伏笔，说作为书生出身且久做京官不懂军旅疏于民政的士大夫，开始之时必然不顺，但皇帝对他要有耐心，相信他今后一定会成功。这样，曾国藩在出师之初屡战屡败，而朝廷依然信任他，莫不与此有关。另外，士大夫舆论，一定会对这种与皇帝身边的红人关系密切，且有师生关系的青年士人格外看重，这正是曾国藩拜师所得到的一些看不见的好处。中国读书人都有好为人师之癖，那些官位高有学识的人也自然对那些甘心拜己为师的人另眼相看，故穆彰阿竭力扶持曾国藩，其意在此。曾氏则从中学到了许多为官之道、为人之法、处世之方，益莫大焉。因此，他把这条经验归结为两句话——“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作为金针渡给自己的弟弟，要诸弟坚信，“凡从师必久而后可以获益”。告诫他们“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

    与此同时，在京为官的曾国藩对远道千里从家乡湖南赶赴京城的读书人一概以礼相待，尽心资助，乐为善事，热心公益活动。他自己很快就得到了回报。当时曾国藩参加完散馆考试，就得了肺病。一病三个月，孤苦伶仃独自一人待在京城，幸好一个叫欧阳兆熊的同乡好友守在身边照料，又巧遇名医，得以死里回生。当时京城流传一句话：“包送灵柩江岷樵，包做挽联曾涤生。”此话虽为调侃，但从中也看到曾国藩的用心。给人做挽联，说起来是大材小用，一般心气高的士人不屑为之。殊不知，对于那些家有丧事的人家看来，此却是天大的人情，不能不铭记一生的。这些都可算做“进德”之列，为曾国藩在士林中获得较高的清望打下了基础。

    修业一途，曾国藩尤为看重。“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每天坚持用楷书写日记，每天读史十页，每天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从不间断。以此来培养自己的恒心。他自己后来总结道：“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这一心得在今世仍然可资为金玉良言，座右之铭。

    读书之余，曾氏又勤于作诗作文。诗文工夫到了他颇为狂妄自信、目无余子的地步。他说：“吾作诗最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然而，可贵的是，曾国藩并不就此沾沾自喜，而是从中探究到了作诗的门径，为学之要领。正是他这种脚踏实地的修业之法，为他奠定了后世桐城派古文的开新者。

    故有此二途，使得曾国藩不同于一般的科举制下死读经书而不知变通与运用的读书人。曾国藩同样饱读儒家诗书、朱子理学全书，成为晚清一代有名的大儒。然而，他能把这些看似迂腐无用的儒家诗书在日常生活中、在半生军旅中发挥出天大的作用。

    这种学问，后世称之为经世之学。咸丰元年至咸丰二年间，曾国藩先后14次上皇帝奏折，其中五道进言疏都是直接针对国计民生的。有谈人才培养三法的《应诏陈言疏》，有备陈民间三大疾苦的《备陈民间疾苦疏》，有规范货币体制的《平银价疏》，有议论兵事的《议汰兵疏》，更有敢冒风险直言皇帝三大流弊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尤其是最后一折，引来皇帝龙颜大怒，顿起杀机，幸得大臣相劝为之开脱才幸免。

    这最后一件折子说的都是些什么呢？

    从折子的题目来看，似乎是以歌颂“圣德三端”为主，顺带提醒皇帝要预防流弊。而从折子的内容来看，却正好翻了过来，“圣德三端”只是一笔带过或者说是虚晃一枪，落脚点却在后面的“流弊”上。

    到底是哪三端圣德呢？其一为“敬慎之美德”：“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其二为“好古之美德”：“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其三为“广大之美德”：“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

    任何一个人都喜欢听好话、赞美之话，皇帝自然不例外。这是人性使然。如果单纯看曾国藩所说的这三德，皇帝岂有不欣喜之理，又何至于起杀机呢？难道这皇帝不想听阿谀奉承的话？

    非也！上面说过，此三德只不过是曾国藩虚晃一枪，为后面他要讲的预防流弊张目。接下来，他在每讲一圣德的下面，笔锋一转，便大谈流弊。

    与这三圣德相对应的恰恰就是三流弊。如在“敬慎之美德”后，笔锋一转便成了“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在“好古之美德”后，一转而为“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在“广大之美德”后，一转而成“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

    至此，方明白，原来曾国藩所要讲的恰恰是美德之反面“流弊”，直接指责当今皇帝所存在的三大流弊，这真是胆大包天了。就这一奏折，唐浩明先生指出曾国藩行文的五个特点：指责过头、小题大做、借题发挥、越职代言、词锋峻利。细察起来，只有最后一点“词锋峻利”比较中肯。

    说他指责过头是不当的。在三大流弊的帽子下，曾国藩确实列举了这位登基才15个月的新皇帝在用人行政上的13处失误，而尤其是广西用兵不妥的大问题。这难道不是流弊，不值得指责吗？须知历来大错都是小错铸成，才做皇帝就出现这么多问题，此时不指出更待何时？

    说他借题发挥也不当。“好古”固然可以视为一种美德，但问题是“好古”的实质。奏折中所说新皇帝的“好古”一是好读古书，一是好效仿古人娱乐。这本也无可非议，但问题是皇帝太好古了，便必然耽误“时务”，舍时务而好古，不是“徒尚文饰”又是什么？以至于年纪轻轻，才21岁的小伙子便要出诗文集了，这不是好尚文饰又是什么？怎么算得上是借题发挥呢？说得好听一点是尚文饰，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好浮华，形式主义，自古以来，这样的皇帝有几个能把国家治理好呢？

    说他小题大做同样不当。把皇帝的“骄矜之气”说成是皇帝个人心性方面的特征，固然不错，但心性方面的问题弄得不好就是大问题，心性好“广大”，就容易滋生好大喜功的毛病，就会养成“骄矜之气”，怎么说没有关联呢？皇帝倘若心性不端不正，又如何引导国家又端且正呢？俗话说，治国无小事，更何况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说他越职代言仍然不当。清朝有专司谏议皇帝的官员，但主要是针对具体的事务而言。但超出了具体事务之外，涉及到皇帝的流弊之时，任何一个朝廷要员都有权力讲话的。皇帝出书既是小事又是大事，一旦形成事实，举国上下会群起效尤，到那时社会风气会好到哪里去呢？这样的事，皇帝的师傅固然可以管，但大臣就不能管吗？

    应该说，这一折贵就贵在词锋峻利上。在有些人看来，似乎都是些小事，不值一提，但在曾国藩看来，却是影响国家政治的大事，不可不说。正是这样，若不词锋峻利，就只能流于隔靴搔痒，不能引起皇帝的重视，徒劳而无功了。

    果然，此折一上，不仅皇帝震动，朝廷上下也都震动了。面对年青气盛、恼怒万分的皇帝，有个叫祁隽藻的大学士和一个叫季芝昌的左都御史立即上书替曾氏求情。这个祁隽藻后面还会提到。在这里，他为曾国藩讲了不少好话，而后来，又是他在皇帝面前说了一番“匹夫登高”的话，害得曾氏到手的湖北巡抚只当了几天。

    此五折，不仅体现一个读书人所应有的良知和经世济国之才、犯颜直谏之胆，更重要的是为他赢得了“忠直敢言”和“关心民瘼”等美名，这几道奏疏很快就传遍天下，为曾国藩奠定了海内人望。他的好友刘蓉当时写诗赞美道：

    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

    三国时期的曹操会用人，世有公认。然则曹操只会用人，深谙用人之道，却不会识人。换句话说，曹操只会用一些大家公认有才能的人，他的所谓“知人善任”，大都借助于清议（大家公认的人物）或别人的荐举。比如在关东义兵起而讨伐董卓之时，刘关张三人均随公孙瓒一起参加了这件大事。曹操也在其间，但看着这三位英雄，曹操却不识货。偏偏等到要“青梅煮酒”之时，方才称刘备“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样说，有的人认为正是曹操会识人之处。其实不然，当时刘备己经被皇帝尊为皇叔，世人皆知，加之他与刘备同朝为官，多有交往，方知此人有英雄气，将来必为大患。借“青梅煮酒”不是称赞或者收买刘备，而是在试探。这算不得曹操会识人。同样，在军前，曹操己识关羽，却也不识其为英雄，直到后来趁关羽打了败仗，才欲结其心，多方收买。曹操身边的谋士、大将都不是曹操识人识出来的，要么是久闻某某名气很大，想招他过来，要么是这些人自己找上门来，或者别人推荐过来。如荀彧是从袁绍帐前投诚过来的，荀攸、钟繇、郭嘉是荀彧推荐过来的，特别是郭嘉，是曹操一生中最得力的谋士，此人也是从袁绍处投诚过来的。许攸也是如此。曹操肯听他们的计策，并不是因为曹操会看人，而是因为他们的名气太大，故而相信。曹操自己发现的谋士或将领倒很难数得出一两个。最为典型的还有陈宫，此人是个颇有份量的智谋之士，当初放弃县令不做，跟随曹操逃亡，可曹操并不识此人的能量，眼睁睁看着这位奇才离自己而去。结果正是这位曾跟自己有过交情的陈宫，使曹操吃尽了苦头。类似的事情太多，不必多举。

    而曾国藩却不一样。曾国藩不仅会用人，深通用人之道，而且会识人。在此方面要比曹操高出几筹。先不说别的，光是从他所拜的名师就可以看出，唐鉴、倭仁、穆彰阿等这些上文都有过交代的人物，都既有实学又是皇帝身边的重臣，曾国藩选择他们为师，就是一种不凡的眼光，事实上，也正是他们成就了曾国藩。

    曾国藩善识人的例子很多，这里略举几例。

    一是识江忠源。他是湖南新宁人，字岷樵。道光二十四年以举人身份进京科考，没有中试，在郭嵩焘的介绍下前来拜访曾国藩。这样一个举人身份的人，曾国藩见得多了。据载，江任侠，不拘小节，在曾国藩这样一个传统的儒家官僚面前也毫无顾忌。不想，曾国藩却识得此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而初次相见，即谈笑甚欢。他的门生黎庶昌所编的《曾国藩年谱》里记载有这样一段话：

    江公素以任侠自喜，不事绳检。公（曾国藩）与语市井琐事，酣笑移时。江公出，公目送之，回顾嵩焘曰：“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曰：“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

    乍一见面，即预料别人必将建立功名，而且又会死于节义，不光是听者不信，就是江忠源本人要是听了也会大吃一惊。当是时，谁也无法预料到会有太平天国这种战事发生，此时离太平天国造反尚有数年之遥。若干年后，曾国藩的这番预言竟然都一一应验。

    再举一例。曾国藩在见到恭亲王奕訢之前，曾看到一张他的照片，曾氏就对他的幕僚说了这样一番话：此人倒是一个翩翩美少年，可惜举止略微轻佻了一些，看来难以托负重任；身处周公之位，却无周公之望。还有一回，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带三个人来见曾氏，曾从外面回来，目不斜视三人，坐定，李鸿章请老师派此三人的工作，谁知李刚开口，曾国藩便径直把三人的工作分派待定。原来曾国藩只看他们的面相即已知他们各自所长。据载，曾国藩对“相术”颇有研究，并且总结道：斜正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主意看脚跟，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

    曾国藩识人有术，如今也渐为世所公认。那么，他识人凭的是什么呢？

    曾国藩识人之道，归结起来有这么几点：一是他深知人物心性才情变化的九大征状。“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哪九征呢？“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这实际上就是九种识相之法。观神识人，可以辨别他的忠奸贤肖；观精识人，可以看出他是否聪明；观筋识人，可以识出他的胆量；观骨识人，可以知道他的强弱；观气识人，可以发现他是否沉得住气，是否具有临危不乱的素质；观色识人，可以知道他的情绪状态，厚道之人，气色温和柔顺，勇敢之人，气色刚毅，聪明的人，气色豁达；观仪识人，可以识其修养高低，“端庄厚重是贵相”；观容识人，可以识其内心品质；观言识人，可以判断其性格，所谓言为心声，性急之人，说话爽快；性柔之人，说话平缓。

    《三国演义》里，有西域使者来访，曹操相貌长得不怎么美，为了不让外人瞧不起中国，他让侍卫扮做自己来接见使者，自己则在身边充当侍卫，事后，西域使者说，曹操身边站立的那个人才有真英雄的气质，一句话识破了曹操的心思，曹操害怕就派人把使者杀了。这就是善于识人的生动例子。

    二是曾国藩懂得人才的等级层次。“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九征有违，则偏杂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异称。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质也。一征谓之依似。依似，乱德之类也。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末流之质，不可胜论。”人才的五大等级在此一一分明。兼德、兼才、偏才、依似、间杂各有所称。所谓兼德之人，器识俱深，德才兼备，集中了“九征”的所有优点和品德，是圣人领袖之才；兼才之人，在德行方面稍逊于前者，但具有“九征”的绝大部分优点，是国家栋梁之才，可以安邦，可以定国；偏才之人，某一方面的能力非常突出，以才闻名，又有气度，可以独挡一面；依似之人，表面上具有某些德才，实则难以成就大事，像马谡之类；间杂之人，是心无定性，随风而倒，胸无定见，业无恒心的人。

    曾国藩慧眼识江忠源，所依据的正是上述识人之道。他识人尤重神骨，“文人先观神骨”，因为形出处于神，而为神之表，犹日月之光，外照万物，其神固在日月之内也。

    不过，人的精神状态，又有两种表现，一是自然流露，一是勉为抖擞。换言之即是假振作和真流露。他说：“凡精神，抖擞处易见，断续处难见”。意思是说，故意振作精神，难以坚持很久，而自然流露出来的精神，后继有力，故能持久。尽管曾氏自己有时也是勉力抖擞精神，但更多的时候，他的言行都体现出一种精神的自然流露。

    太平天国里有南王冯云山会相术，他相中了洪秀全有异相，并且笃信之，然则他的相术却无法相中自己竟然出师不久即命丧于蓑衣渡。曾国藩也颇会相术，但他的相术有其深厚的文化根基，自是别一种精神在里面。他打比方说：“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就是说，事情尚未做完，可看一个人的心态；事情做完了，不能光看结果，还要看其所用的方法和手段。这样方才识得良才。就好比女红，其活是精是粗，寄托着一个女人的心思和精神在里面。

    曾国藩自己也是非常重视自己神骨的培养的，早年他做有一幅对联：

    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说的便是神骨。

    他死后，梅启照挽联曰：

    武乡可拟汾阳，可拟姚江，亦可拟潇湘衡岳，间气独钟，四十年中外倾心，如此完人空想象；

    相业无双将略，无双经术，又无双蒋阜秦淮，大星忽陨，廿六载门墙回首，代陈遗疏剧悲哀。

    其畏友左宗棠的挽联更加明确：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治军之道或曰为将之道在得人，这一点曾国藩曾多次强调，而且屡次在给九弟的信中作为金针来传授。同样是用人，曾国藩与曹操比起来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最大的差别是身份的不同。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皇帝的权威名存实亡，天下的人事权和财政大权都在曹操手上，他想封哪个就封哪个，他想奖哪个就奖哪个，不受约束，所以用起人来得心应手。而曾国藩却没有他一半的便利，他上有皇帝（两宫太后）、权势极大的满洲权贵；周围都是与他平级而且实力不菲的封疆大吏，掣肘和清议随时都有；下有能征善战之悍将、满腹经纶的才子。就是他本人也长期得不到地方实权，以一个在籍侍郎而为湘军统帅，军费只能靠自己筹划，招揽人才只能靠自己的关系和自身魅力。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曾国藩和曹操竞争人才，无疑不是后者的对手。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情势，当时天下人才几乎都聚集在他的旗下。这说明曾国藩在某些方面有胜过曹操之处。那么，他到底有什么办法能把天下人才驾驭得服服帖帖呢？

    其实，古往今来，凡称用人之道，即作为“道”，就都有共同的特点、一般的规律。众所周知，曹操用人是“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曾国藩何尝不是。曹操看重人才的真本事，而不是嘴上功夫，曾国藩又何尝不是。在德与才、名与实、贪与廉、忠与降这些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与曹操的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曾国藩与曹操成大事之初，一样都手中无权，身边无粮。但两人均能空手赤拳办大事，所得者就在人才。《天下无贼》中葛优这么说，当今世界什么最贵？答曰两个字：人才。其实任何时代都是如此。

    人才人才，就是能办实事之人。曾、曹都是这样。所以两人一开始都注重网罗能够办实事的人才。曹操有名言：“不得务虚名而处实祸。”曾国藩则有名言：“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语虽不同，其实一也。大概还是从曹操那里化出来的。他还说：“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故后来湘军立下天下第一功之后，封爵开府，名满天下，而他反而时时战战兢兢，多次上表要求开缺他的职位甚至爵位。事实也证明这是一种深谋远虑，后来朝廷命他出征捻军，一个在江南战场享有大功大名的人竟然对付不了实力远不如太平军的捻匪，于是各种非议纷至沓来，甚至危及他的一生英名。就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

    曾国藩同样瞧不起那些夸夸其谈之人。他说过：“长傲多言为凶德。”“多言”是“傲”的一种表现，人一骄傲必然流于虚伪，难成大事；好议论他人、讥评时人同样易让人生厌。一个人要做到“是非皎然于心而一言不发，劲气常抱于胸而纤毫不露”，不怕成不了大事。如果说他和曹操稍有不同的话，那么，曹操用人是不管名人还是非名人都来者不拒；而曾国藩用人却着意自己培养和提携。

    曾国藩对人才培养还有自己的一套系统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他所说的“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所谓“转移之道”，就是根据时俗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新的措施来纠正。如吏治松驰，就要严刑峻法；社会风气虚浮好名，就要改变浮夸之风；大多数人墨守成规，就要提倡有作为。所谓“培养之方”，要有教诲、甄别、保举和超升。“教诲”就是有奖有罚；“甄别”就是去莠存兰，去小人存君子；“保举”就是向朝廷推荐人才；“超升”就是越级提拔人才。他还打了个比方，说人才譬如庄稼，教诲好比栽培，甄别就是分辨田间的良莠，保举就好比灌溉，越级提拔就好比及时之甘霖。所谓“考察之法”，就是通过对人才的言行的考察来识人。既可以当面询问，也需要书面考察。书面考察，曾国藩提出了通过大臣的奏折来考察人才的方法。曾国藩自己也很重视奏折的写作，他认为能够写好奏折的人肯定也能够做好行政领导工作，因为他的思想、思路、才华、组织能力、识见都能体现在奏折之中。曾国藩自己的奏折就被当时人称为“天下第一奏折”。

    曾国藩崇尚理学，尤其是汉学，深信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而不在言语。察人识人是曾国藩胜过曹操之处，而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么曾国藩又是如何处理的呢？曾国藩所谓的“人才”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一个“恒”字。他说：“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并且他还能时时对照检讨自己缺乏“恒”字的行为。能够守一“恒”字的人必定能成大事。第二个是一个“勤”字。勤能通神，曾国藩一生用“勤”字，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之，还把它作为人生“八本”之一传授后人。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便可日起而有功。他有一篇《克勤小物》的文章，就是专门谈百尺栋如何从平地始，万石之钟如何从一铢一两累起的。不仅做事要勤，而且精神也要勤，所谓“精神愈用则愈出”，这实际上是在人的精神面貌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人勤奋不勤奋，在精神上也要看得出来，就是常用精神。第三个字是“志”。这自不必说了，他身边所用之人哪一个没有远大抱负？但“志”不是空谈清议，而是从点滴做起，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要从“克勤小物”做起。“志”也就是“器具”，他深爱“才大器大”四字，甚至在他看来，才干之大小取决于器具之大小。“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器具就是度量，就是胸襟，就是见识。绝不是空谈，不是志大才疏。“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冥味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

    具体到对将才的认识，曾国藩既有自己的理论认识，又能做到用人得当。他认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那么这四者如何来求得呢？曾国藩在给九弟指教的时候说了：“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于牟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则末牟中亦未始无材也。”这就是曾氏识人之最大特长，只恐是曹操不可及也。

    曾国藩是理学名儒，道德、纲纪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尤重。他说过：“德若水之源，水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因此，对那些缺德之人，曾国藩始终是非常警惕的。警惕并不是说就不用他们，而是有针对性地使用，甚至在关键场合重用。曾国藩手下有两个有名的“缺德”之人。一是李鸿章。无“恒”是李鸿章一大缺点，曾国藩又爱其才，为了对付这一点，还专门教训了他一顿。曾国藩军中规定要早起，而李鸿章开始还可以，慢慢就做不到了。一次吃早饭时李鸿章还没起床，曾国藩派人催了好几次，见躲不过，李鸿章便撒谎说身体不适——这又暴露了他另一个缺点，就是不诚实。结果曾国藩大发脾气，掷了筷子，说非要等到人齐才开饭。这样李鸿章才怕了。贪财是李鸿章的又一大缺点，曾国藩深知这一点，因此在这方面，尽量满足他。对于钱财，曾国藩向来不看重，虽然贪财是无德之表现，但对于一个人才来说，这毕竟不如他能带兵打仗重要。二是黄冕。前面说过，此人有大才干，但为官贪。曾国藩不仅不说他，反而委以筹办粮饷之重任，并经常保举他。不过这种人，曾国藩始终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这两个例子，都是曾国藩用人有道驭下有术的表现。在对待那些投降的太平军将士方面，曾国藩同样把他们纳入有才无德者之列，并善于揣摩他们的心理，认为这种人阴险狡诈，难以驾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片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牟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撞，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最后他归诸为一句话：宽在名利，严在礼义。这样驾驭降将，确实也收到了实效。韦志俊、程学启、李世忠等降将无不为之拼命效力。

    曾国藩带领的湘军，主要是由湖湘子弟组成的，但是也不排除一些外省人，特别是一批外省将领。鲍超就是其中之一。鲍超是四川人，又是行伍出身，大字不识。而曾国藩对读书人较为看重，像鲍超这样的文盲做将官的极少。然而，曾国藩并没因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而另眼相看，相反一开始就信任他。他手下全是湘勇，而且是他自己在长沙招募而来的，以他的名字号为霆字营。此人骁勇善战而且敢战，因此也屡建奇功，鲍超本人官升得也很快。

    曾国藩也知道霆字营抢掠财物、嫖娼赌博种种劣迹，心里也不免忧虑，甚至还专门做诗讽刺：“将军别有如山令，不杀长毛杀扁毛。”也常在信中与九弟商量如何处理这种事。大概因为鲍超敢打硬仗，而且多次解救困境中的曾国藩，曾国藩也并没有怎么处置他，对他的信任依旧。野史说，鲍超曾经被围，叫手下作书求救于曾国藩，不料自己没读书，其手下的人竟然也写不好一封求救信。鲍超急了，一把夺过纸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圈，在圈外打上密密麻麻的墨点，在圈里画一个歪歪扭扭的鲍字，打发人送到曾国藩处。曾国藩一看就明白了鲍超的意思，还笑着称赞这是一封鸡毛信。

    和鲍超类似但又不同的悍将还有一个叫陈国瑞的。鲍超的问题是军纪差，陈国瑞的问题是自己差。他也是反水过来的，前面我们提到过他，说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他的问题在于好私斗，竟然敢和别的部队开明仗，抢盐包，也敢和商人开明仗，对地方对百姓多有骚扰，简直是明目张胆。又喜欢吸鸦片，可因一点小事杀手下，对其他将帅也很无礼，并且有时不听调度，动不动就喊“我要造反”。然而，这个人不仅敢打仗会打仗，还能以少胜多，临阵决断又有谋略，还是性情中人，喜欢听人讲《孟子》，对那些名儒很尊重亲近，不好色又不贪财。面对这样的部下，还真有些让人为难。处置吧，可惜了；不处置吧，又是非太多。此时便显出曾国藩驭人有术了。他采用的其实仍然是“恩威并施”的原则，但给人的启发却不止这四个字。恩威并施有收买之意，然而，其意不在收买他，而是针对此人本性，希望能成为一代名将，故而处处考虑到他这一点，把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数出来，让他自己选择。而且在处理时公私分明，只参公罪，不及私恶。目的就在成全他的一世英名。这样一来还是收到了驾驭手下、收买悍将的效果。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能成功地统帅数十万将士，效命沙场，而且虽然有过临阵逃跑者，但绝少临阵投降之辈。倘若没有他那高人一筹的用人、驭人之术，又如何能建立如此功名？

    有学者说曹操深谙用人之机，因而“天下归心”。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天下归心”充其量只能说是曹操的自我期许，是一种理想。且不说他所吸纳的人才绝大部分是北方人，因为战乱，又不愿意离开故土，只好跟随曹操；而南方大半江山的人才都被刘备和孙权搜罗一空。这两大集团的人才怎么样也说不上是归心于曹操的。就算是在赤壁之战前，孙权的众多谋士想投降曹操，也不是因为心在曹操，而是畏惧曹操的军队，不得已为保存身家性命出此下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不在个别，况且许多人都是看在天子的分上而倒向许都的。演义里面说关公与曹操约法三章，只降汉不降曹，也算一个代表。当时天下都说曹操“名为汉相，实则汉贼”。因此说曹操“天下归心”显然言过其实。

    与曹操比起来，曾国藩可能真正算得上“天下归心”。

    真像大学士祁隽藻所言，曾国藩以一介匹夫，“一呼而天下应”是一个事实。不仅在募兵方面，包括曾国藩及几个弟弟在内，在短时间内即能募到一支数千年人的队伍，而且当时的曾国藩幕府精英云集，有“天下第一幕府”之称。

    幕府最早见于先秦时期，有名的战国“四公子”，魏之信陵、赵之平原、齐之孟尝、楚之春申，门客摩跟接踵，盛极一时。而吕不韦更是借门客之力成《吕氏春秋》。但是后来，历代帝王都很忌讳幕府，防止他们形成对抗朝廷的集团。晚清之际，帝国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之下，兵不任战，特别是洪秀全造反以后，朝廷不得不依靠各地督抚募兵筹饷，各自为战。这样一方面朝廷之安危系之于督抚，另一方面，地方大权就自然而然地落入各地督抚之手。于是幕府再次兴盛起来。曾国藩之所以迫切希望得到地方实职，无非是出于这种考虑。“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

    一些学者认为，曾国藩幕府之所以能超越其他诸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地位最尊，权力最大，辖地最广，统兵最众。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说明全部。曾国藩自出征以来，有很长时间不仅没有实职，也没有筹饷之权，更没有辖地，许多方面都要受制于人。胡林翼比他要早多年位居巡抚，然而，胡林翼的幕府是不能望曾氏幕府之项背的。这是为什么？归根到底，还在于曾国藩独特的海内人望，以及英雄慧眼识人，又能以诚待人的人格魅力。当时之湖南，太平军威逼长沙，人们四顾无人，不得不请出曾国藩；后来曾国藩丁父忧，跟朝廷讨价还价，朝廷不肯，最后时局一变，要挽救危局却仍然四顾无人，不得不再次请出曾国藩。当时，无论是论士林清望还是学术根底，无论是治军还是用人，都无人能出其右。二十年间，曾国藩幕府由小到大，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智识集团，一些饱读诗书位居翰林的士人宁愿放弃京城的优越生活，芒鞋千里，来到炮火不断的曾国藩军前，加入他的幕府，这不是天下归心是什么？

    还有一点是曹操不可企及的。曹操挟天子在身，固然随时可以为自己的部属加官进爵，只需他一句话，皇帝岂敢不从？但曹操手下的文臣武将，有几个能出将入相，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的？没有，绝大部分谋士终其一生仍然只是曹操手下的谋士。绝大部分武将终其一生仍然只是一个武将。而曾国藩手下的士人将领，他们每得到一次封赏，固然与曾国藩的大力保举不无关系，但毕竟还得由朝廷说了算；倘若不是凭真功夫，又怎么能出人头地，建功立业？当时即有“名臣能吏，半出其门”的说法。其幕僚后来几乎遍布于帝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各个领域，而且建树颇丰。封疆大吏更是不乏其人。据统计，仅仅是位居督抚的就有23人出自于曾国藩的幕府；大学士、军机大臣如李鸿章、左宗棠、钱应博等人均出自于他手下；至于其他位授实职如盐运使（从三品）、布政使（从二品，相当于副省长）、按察使（正三品）、总兵（正二品）、提督（从一品）者，其数目更是惊人。几至于如清代学者夏震武所言：“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对后世之影响最大者还在于他幕府中那些外交人才，如郭嵩焘等人；以及那些兴科学，办实业，开洋务的精英如李鸿章（洋务）、李善兰（数学家）、徐寿（科学家）、华衡芳（科学家），以及著名的“文学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和中国第一个留美归国的容闳等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的幕府，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幕僚机构，它的内部形成了一套分工明确的办事机构，如秘书处、营务处、审案局，甚至还有相当于后世美国的CIA等情报部门——情报采编所，负责专门采集敌后情报并编辑成《贼情汇篡》，供曾国藩及相关将领参考，以便随时掌握情况。在各地还有分支机构，如湖南东征局、江西牙厘总局等。这些机构的设置，开启了现代行政机构的先河，许多机构的前身就出自于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战争之罅隙，曾国藩还主持成立编书局，刊印《船山遗书》、数学著作《几何原本》、联合其他省里的一些局合刊《二十四史》等；还支持徐寿、李善兰等人从事科学文化包括翻译与自然科学研究，设立专门的军工科技机构，为壮大中国军队实力作出了荜路蓝缕之功；后来应容闳之请，又在精简机构的同时，新开中国驻美留学生局（又称留美学生事务所），并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

    许多人深受“湘军”二字之惑，以为曾国藩过分看重家乡观念，所重用之人都系湘人，地方保守主义色彩浓厚。其实这是一种不顾事实的偏见。

    刚开始组建团练的时候，曾国藩就注意招揽人才。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一开始主要是一些湖南的人才，如刘蓉、郭嵩焘、李元度、彭玉麟等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他敢于举荐满人塔齐布，就说明两点：一是曾国藩心目中并没有满汉隔阂；二则只要是能为己所用为朝廷所用的人才他都重视。这样一来，湖南各地的人才纷纷慕名前来，李元度当时只是湖南郴州一个教育局长，他听到曾国藩在衡阳训练湘军，遂上万言书谈论军事，受到曾国藩的赏识而成为他的幕僚。出省作战以后，外省人才更是大量涌入。与李元度相似，当时只是江苏一个副贡生身份的薛福成，于同治四年间在其兄的陪同下，也向曾国藩上万言书，受到曾的赏识而成为幕僚。至于曾国藩的门生故吏，更是先后投奔而来；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年家子，当时身为翰林院翰林，宁愿放弃翰林不做，而附冀于曾国藩幕府，最后果然成就其不凡功勋。湘乡知县朱孙诒为了帮助曾国藩训练团练，放弃知县不做而应曾国藩之诏进长沙集训湘勇。那些慕名而来投效的，有湖南的，而外省的更多。而经他人推荐的人才，外省人占大半。曾国藩求贤，在当时即享有美誉，他每与人通信，都要提到请对方向他推荐人才；有的人本来就在京城做官，经人推荐，就不做官，来到曾国藩军中，典型的就是安徽人吴汝纶。他到了曾国藩身边，什么事都不要做，只专心读书。更有江苏人赵烈文，经人推荐之后，成为曾国藩身边能出入其卧室的最信任的幕僚。可见，曾国藩并没有什么生硬的地域观念。

    曾国藩招贤也不讲究门第、身份和资历。他的身边既有本身就名满天下的饱学之士，如刘蓉、郭嵩焘、王闿运、刘毓松、李善兰、成蓉镜等，也有刚刚大学毕业的新生——新进士，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用这些初入仕途的人，因为他们还没有沾染官场上的不良习气。论身份，他对那些被朝廷降革的官员也一视同仁地予以录用。一些人因为本身就是打仗弃城逃跑的官员，被问罪革职之后，曾国藩录用其做其他职务。如丁日昌，先是在曾国藩手下做征收厘金的工作，后来官至督抚。

    这里面一部分人是因才高八斗而报国无门，投效曾国藩门下以求一展抱负；一部分人是因为身遭离乱之苦，衣食难安，故而寻求升官发财之机；一部分人本身就是学有专长，无衣食之忧，无升官发财之念，前来曾国藩身边，以求与之相识交游；更多的人是看到曾国藩善于识人用人，又在学识方面出类拔萃，故而倾心仰慕，来到曾国藩身边，以求其培养，随时聆听教诲。事实上他们与曾国藩“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不自觉受其影响，得到熏陶，增长了才干和见识”。

    李鸿章一度离开曾国藩幕府，后听人劝告返回。事后他对人说，自己前半部功名事业莫不出乎恩师的提挈，即其办理外交的能力，亦全仗恩师“一言指示之力”。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子薛福成在《庸庵文集》中这样说：

    譬之导水，幕府则众流之汇也；譬之力穑，幕府则播种之区也。故其得才尤盛。

    另一个曾经出入曾国藩幕府的幕僚张文虎后来也说：

    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馈媈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如此。

    曾国藩之所以能“天下归心”，于此可见一斑。而尤为曹操所不能及者，还在于曾国藩发现并培养了无数的人才，且并不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财富，捆住他们的手脚，而是放任他们去做，把手下人才放到他人帐前做幕僚，如刘蓉；把他们派出去自领一军独自征战，从而成就了丰功伟绩，如李鸿章。所以我们说，曹操的“天下归心”，顶多只能说是收买人心，以求今后能一展其志士之志，甚至有朝一日能南面称王而已，其器局比起曾国藩来说要小得多。

    历史上，成大事者，不管是帝王还是英雄，深谋远虑者多矣。在世时，纵横天下；去世后，名满天下。然而，英雄临死之时，却大都是抱憾而终。为何抱憾，抱什么憾？纵观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身后事都不放心。如袁绍、曹操生前都有一番类似的长叹：生子当如孙仲谋。

    就是说，他们的共同之处都在对自己的后人能否继承自己的荣光而忧心忡忡。富贵之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似乎是普天之人的共同宿命。像民谚里唱的那样：“一代苦二代富，三代吃花酒，四代穿破裤。”

    这不能不说是天下英雄未尝深谋远虑也，然则他们往往做不到，是何缘故？多少人为此寻找原因，可是都苦于难以找到答案。曹操不可谓不深谋远虑也，为了子承父业，自己宁愿不做皇帝，要学周文王，把打天下之功归诸儿曹，目的就在替后代着想。曹操的几个儿子应该说在历史上也是非凡罕见之人物，然而，曹操死后，兄弟相争，骨肉相侵，“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操的儿子用威逼的手段让汉献帝“禅位”于魏；后来司马氏照葫芦画瓢，也上演了一场与当年一模一样的绝版好戏。结果晋兴魏亡，恍惚之间而已。我认为，归根到底，是他们仍然没能做到深谋远虑。有史以来，真正做到这等深谋远虑的人，曾国藩乃个中翘楚。

    曾国藩的时代与曹操的时代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相似之处，都是乱世出英雄的时代。乱世成就了曹操，也成就了曾国藩。不同之处在于，曹操之时皇权萎缩，曹操就是天子，天子就是曹操；曾国藩之时，虽然是帝国黄昏，然而皇权正牢。按理说，曹操之深谋远虑的结果应远胜于曾国藩，然而，曹操没做到的，曾国藩却做到了。

    曾国藩不仅培养出了三个封侯拜将的兄弟，还培养出了几代人才辈出的子孙。儿孙们成名成家、留芳千古的何止五世。直到如今，曾氏后人依然遍布海内外。他的家书仍然被当做最佳的家教经典。

    历史证明了曹操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然而，却无法证明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好父亲；历史证明了曾国藩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同时也证明了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好家长。在那样一个时代，曾国藩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打破了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五世而斩”的观念和成例呢？

    首先，曾国藩对“五世而斩”的历史现象有着清醒的分析与评估。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古来能看透此道理者，世所罕见。曾氏把世家划分为官宦、商贾、耕读、孝友之家四类，并分析他们之所以如上述绵延世代不同，都在乎一个字。第一种官宦之家，败在一个“骄”字上；第二种商贾之家，胜在一个“勤”字上；第三种耕读之家，得在一个“朴”字上，第四种孝友之家，胜在一个“孝”字上。

    一般人观念中往往认为第一种世家应是第一等的，但在曾国藩眼里，恰恰要倒过个儿。孝友，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本是一种优良的道德伦理观念，为孔子所提倡，为后世所遵循。然而，长期以来，官本位侵蚀人们的心灵，也侵蚀了传统文化，因而不仅世风日下，而且家风也日下。官位和金钱，明白者视之为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然而，彻底的明白者却不多，许多人是假明白的：他们不是不懂得这个道理，而在某种关键时刻，“儿孙自有儿孙福”的观念被多为儿孙积福积财的天下父母心所蒙蔽了。到头来，权和钱往往害了儿孙，等到醒悟过来为时已晚。

    曾国藩终极一生，都对此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给父母、兄弟、儿女们的家信中，反复强调的便是两点。一是不要把做官看得太重，不要把发财看得太重；二是要谨守耕读之家的局面，努力培养营造孝友之家。

    要说曾国藩的成功经验，不外乎此两条。其实并不怎么高深，然而，这却是一种看似容易做起来却难的经验。曾国藩深知此中道理，他率先垂范。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曾国藩首先从自己做起。

    第一，他终其一生奉行孝道。不仅孝父母，而且孝叔伯等长辈。儒家文化以孝为先，扩而充之为忠。这样一种观念是建基于深厚的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它不同于西方那种契约关系。儒家认为“孝”是立人立身之本，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一个在家尚不能尽孝之人，人们会认为他也难以尽忠。而不能尽忠之人，是很危险的，是随时可以掉脑袋的。曾国藩忠实地履行了这一义务。

    第二，他始终把“根”留在家里，时刻准备回家，不把做官当做一辈子的事。这一条很重要。这种根的意识表面上看来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应有之义，然则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曾氏始终把这个根留在家里，一是警示自己不要把当官看做发财的途径，一是示范给儿孙们看，不要把做官看得太重。正是这种根的意识，凝聚了曾氏这样一个大家族的心。

    言传身教是最好莫过的家教方法。曾国藩如此，曾国藩的父辈们亦如此。曾氏的父亲竹亭公撰有一副名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在另外的场合，他也有一副类似的对联：“清茶淡饭粗布衣，这等福老子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两副对联都表现出一种相当洒脱的高人逸老姿态，非一般人所能写得出。这里面透露出来的丰富内涵也非一言而可尽。两联的上联均表示自己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半耕半读，粗茶淡饭足矣；两联的下联又对儿孙们寄予很高的希望。这种希望又与一般人要求儿孙们出人头地、升官发财大不相同，要付艰巨给儿孙，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艰辛让儿孙们去做，这既不是溺爱子女，更不是对子孙提出不可触摸的愿望。曾氏家教值得而今的家长细细品味，尤其是那些望子成龙心切的父母。如今的一些家长自己粗茶淡饭倒可以忍受，但既要求儿女们成龙成凤，却又不愿意儿女们多吃苦。应该醒醒了，多将“艰巨付儿曹”，让他们多一份治国平天下的重担，绝不是害他们。这才称得上是一种深谋远虑！曾国藩对自己的儿女们也是如此要求的。

    第一是要求他们认真读书，讲求为学之道，及早养成一种扎实的格物致知的修练功夫。

    第二是不断地把自己为学、做人、作文之道通过书信传授给他们，对他们寄予厚望，同时又提出严格要求。如他说“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要求诸弟和子女在“孝悌”上做文章、下功夫，要他们拜名师、避损友，特地为他们作《五箴》、《养身要言》，订立《求阙斋课程》，亲自充当他们的老师，告诉他们治学的方法，给他们制定读书的进度，索要他们的作业，以培养他们的恒心。从大道理到小道理，曾氏无不为他们想到，但又从不迁就他们。曾氏一开始就明白地告诉他们，不留财富给儿孙。让他们断绝了这一依赖父辈福荫的念头，也断了他们那种衙内之想，迫使他们自立。他有句名言：“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此等眼光正是为子孙最深谋远虑的关爱。后来，曾国藩做到两江总督，接妻儿老小到安庆相聚，沿途不许打帅旗，更不许叨扰地方官。后来听说曾家子弟竟然坐起四抬大轿，立即写信回去加以制止。

    第三是平等地对待他们，不以父兄之严、官品之威而凌驾他们，而是以情感人，以情化人，以情度人。曾氏对诸弟及儿女们的成绩与进步总是及时肯定，赞赏有加；对他们的缺点更是锐颜直指。更可贵的是，如果诸弟对他本人不满而指摘他，他也同样能虚心接受。

    第四是从不为子孙谋利益。作为湘军统帅，在靖江之役中打了败仗之后，淘汰士兵，另行招募新勇，把自己的弟弟都给淘汰了。后来他官至两江总督，儿子曾纪鸿参加湖南乡试，本来只须曾氏给湖南写一张条子，或者由纪鸿打着曾国藩公子的招牌去疏通一下主考官，当时有哪一个会不给他面子呢？父子俩都没有这么做，相反，得知纪鸿要去长沙考试，特地作书给儿子，令他不许去见官场中人。结果由于纪鸿准备不足，未被录取。

    “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曾国藩深谙其中哲理。奢从何来？无不是从权和钱中而来。在对待权和钱的问题上，曾国藩始终持有两条金针：一是不愿子孙做大官，要做读书明理之君子；一是要求儿女们踏实做来，即“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有此二者，一个人便不会愁没有饭吃，不会愁学问不济。

    曾国藩有八字家训，“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称“八本”。他指出，后四字正是一个家庭兴衰之气象。此话出自一个朝廷重臣之口，几乎令人不敢相信。曾氏上述做法仅仅是沽名钓誉吗？非也，曾氏之海内声誉，在他自己看来也好，在旁人看来也好，在当时人看来也好，在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好，都达到了顶峰，他没必要再沽名钓誉。相反，正是因为名声太盛，给了曾氏以莫大的压力。这样做或许还是为了减轻这一压力。他是最懂得“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的道理，故他自言：“吾常常以此儆惧。”

    不少读者和学者都认为曾国藩忠于满清王朝是“愚忠”。我倒认为，这“愚忠”二字值得商榷。撇开一切意识形态而言，在他那个时代，曾国藩不忠于清王朝，难道要忠于洪秀全这个老童生不成？那就不是忠了，那是造反啊。当然不忠于清王朝，也可以不忠于洪秀全，还可以“忠于”列强啊，可那真的是卖国了。

    事实上，曾国藩的“忠”并不是“愚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国藩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忠”要远远超出对朝廷的“忠”，用一个许多人不喜欢的词来说，“卫道”的成分要多于“忠君”。什么是“卫道”？通俗地讲，就是孔孟之道，这是老祖宗的东西呀，满洲人入关之后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也不得不宣布奉行孔孟之道，也正是清王朝这一英明的抉择，才赢得汉人的拥护，才不至于重蹈蒙元的覆辙，才能使有清一代统治中国近三百年。信奉老祖宗的东西有何不妥？顶多算保守啊。总比信奉别的民族文化要好得多。

    这一点，从他出师之日，发布《讨粤匪檄》的那一刻起，就昭示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以至于直到如今，历史学家仍然在说，他在檄文里突出强调了“卫道”，显示他这是一支“卫道之师”，而不是勤王之师。甚至都以为这是曾国藩的失策，以至于后来朝廷不信任，士大夫多有指摘。曾国藩未尝不知道，朝廷上下对“卫道”与“忠君”的看法。更值得指出的是，他对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他的乡贤王夫之崇拜有加。王夫之是衡阳人，明亡后，他开始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失败后隐居深山，“不食周粟”，曾国藩对他的民族气节十分推崇，后来在两江总督任上，还刻印、亲自校对，编成了《船山遗书》。他之所以不打出忠君的杏黄旗，或许有什么别的考虑，但有一点，即是造成了这一事实，他的湘军不是勤王忠君之师而是卫中华文化、卫传统纲纪之道之师。这怎么能说他是“愚忠”呢？

    不仅如此，从他出师之日起，其实就一直身处多重困境之中，前面说过，他既要顾虑同僚和封疆大吏的掣肘，又要考虑士人的清议，同时面对一支数量庞大的太平军。其实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朝廷。虽然有唐鉴、倭仁、穆彰阿、肃顺等大臣的支持，但毕竟他手里有一支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他又是这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朝廷岂可安睡？

    咸丰四年，湘军水陆两师联合，一举收复武昌、汉阳，朝廷下旨让他署理湖北巡抚，就是暂时代理一下。曾国藩出于“私心万难自安”的心情上疏辞谢。谁知奏章还在路上，第二道谕旨又来，免去了他的这一代理职务。这让他十分尴尬。个中原因，就是祁隽藻大学士悄悄向咸丰皇帝打了个小报告，说曾国藩只是一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只不过是一介布衣，用当时的话就是“匹夫”。一个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这可不是朝廷之福啊。咸丰帝不是傻瓜，一句话，就让他猛然醒悟过来，也就是说曾国藩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不可小觑，他可以招募军队来帮朝廷打造反派，也可以掉转枪口，直指朝廷。到时候这皇帝宝座恐怕就不是皇帝坐的了。所以咸丰帝顾不得“圣旨不是儿戏，不可出尔反尔”的惯例，随即下诏收回成命。

    要知道，这可不是由满洲贵族来提醒皇帝的，而是一个汉臣。多年以来，都说满清王朝民族之防十分严重，满汉矛盾十分尖锐，朝廷对汉臣防范严密，洪秀全造反正是因为满汉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为了驱除挞虏，恢复汉人的天下，起而举事。那么祁隽藻的做法岂不是做了满清的帮凶？曾国藩固然是帮凶，林则徐当然也是帮凶，左宗棠是帮凶，李鸿章是帮凶，胡林翼是帮凶，那朝廷上下无一不是帮凶、汉奸。我就不相信，这一批当时的优秀知识分子还不如一个老童生？无论从识见、民族心理、才干来说，他们未必分不清满汉区别，忘记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

    皇帝对拥有兵权的大臣历来是很忌讳的，防范也历来是十分严密的，否则就没有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也就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训了。并不是看你是不是皇帝的亲戚，也不是看你是不是我一家子人；唐代初年，抢皇帝宝座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亲儿子；后来抢皇帝宝座的也没有外人，而是自己的母亲，只不过这个母亲不姓李而姓武；明代初年，抢侄儿子宝座的并不是外人，而是自己的亲叔叔；清代中期，皇帝的儿子们几大阿哥争夺宝座的事情还少吗？事实上，对朝廷对皇帝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绝对放心的。至于清朝在全国各地设置的将军、都统几乎清一色是满人，或者和满人有血缘关系的蒙古人，这是事实，这和汉代非刘姓不得封王是一个道理，无非是为了保持和巩固家天下的一种手段。如果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满汉之间矛盾和防范意识很深，那么在汉人的朝廷是不是可以说，刘姓和异姓之间的矛盾和防范意识也是很深的呢？恐怕说不过去吧。

    这种现象，说到底只是家天下制度下的必然产物。跟民族意识关系不大。至少19世纪的朝廷和以前任何一个朝廷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在清廷，穆彰阿、肃顺等都是满人，我看他们和许多汉臣关系就很好，就极力主张排除满汉之间的成见，任用他们。后来，肃顺等八大臣之死也不是满汉矛盾造成的，恰恰正是满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可见在这种家天下制的帝国里面，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威胁到皇权，都不可能有好下场。同样汉人之间的矛盾也很多，如曾国藩和江西陈启迈因为军饷等事而不和，曾国藩一点也不考虑陈启迈是汉人而且还是自己的老乡而把他参掉了。他参李元度也是如此。至于满洲权贵对汉人的顾忌，不见得是民族鸿沟，如官文，此人对汉人向来瞧不起、不合作，但他这种瞧不起、不合作只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胡林翼正是看穿了他，才曲意奉承他，结果取得了他的信任，使其一应事务都言听计从，为湘军减去了一个掣肘的对手。倘若真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满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我可以肯定地说，曾国藩等一些汉族知识分子是不大可能起兵来帮助满清王朝来平叛的，相反他们甚至会加入造反的行列。拿民族矛盾来说事，是不符合19世纪帝国的实际情况的，无非是为洪秀全造反的合法化提供一个面具而已。

    曾国藩和朝廷之间的君臣斗法就由湖北巡抚一事开始了。但是，心知肚明的曾国藩并没有计较，相反更加增添了如履薄冰之感。第一次和朝廷斗法发生于咸丰七年二月，其父曾麟书去世，他抛下江西战场回家守丧。这引来了一片指责声，有些人甚至还寄望朝廷处分他。但出乎意料的是，朝廷不仅准假三月，还给了他一笔银子，令他假满即赴前线。曾国藩并不领情，上表要求在家守制，朝廷不准。三个月后，曾国藩再次上奏，在这篇奏折里，他倒尽了苦水，然后提出复出的困难，如他所保举湘军将士的官队都是虚的；自己位虽高却没有实权；军饷受制于地方；作战也得不到地方的支持等等。实际上就是希望朝廷理解他的苦处，授以实职，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谁知朝廷根本不予理会，也许仍然是祁大学士的那句话的作用，授实职实在让皇帝放心不下，于是干脆同意他在家终制。第一次君臣较量以曾国藩失败而告终。无可奈何的曾国藩在家一待就是一年多。眼看着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军不能由自己指挥立功，不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一年后，曾国藩认输了，因此，当浙江局面一变，御史李鹤年、湖南巡抚骆秉章等人上奏朝廷，要求朝廷速命曾国藩复出以解浙江之急时，曾国藩不再讨价还价，立即出征了。

    第二次斗法，发生在咸丰九年。曾国华在三河战死，朝廷降旨赐封老六的寄父即叔叔曾骥云从二品顶戴。而实际上，此前的曾骥云早就因曾国藩的缘故御封为一品光禄大夫了。如今不升反降，怎不让曾氏感到尴尬？然而，公然抗旨是不行的，遵旨当然也不行，于是曾国藩不得不与皇帝斗法。他上疏以谢恩的名义告诉皇帝，前两次叔父早就是正一品衔了，那么此次的封赏我们欣然接受，但为了不忘旧恩，顶戴还是戴以前的算了。这样一来，皇帝也无话可说了。

    接下来的一次发生在同年，胡林翼为了让曾国藩尽早有地方实权，上奏要朝廷命曾国藩入川做川督以防范太平军入川。然而朝廷只答应命他入川而不让他做川督。本来寄予很大希望的曾国藩见无实职，便不想入川。但是圣旨既下，不入川岂不是抗旨？进退维谷之际，君臣之间又开始了斗法。皇帝那边见曾氏没有动静，一连四次下诏催促；曾氏这边不见实职不走，用了“拖”字诀。果然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在胡林翼的安排下，湖广总督官文上奏，征得朝廷同意，不让曾国藩入川而是赴安徽了。

    君臣之间为了一个地方实职而斗法，这在有清一代是少见的。皇帝那边硬是整整拖了数年，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逃往上海，江南形势岌岌可危，朝廷才下旨让他署理两江总督。在总督前面还加了个“临时代理”的字样。据野史说，此次任命本来还是不肯给曾国藩，而是要给胡林翼的。胡林翼知道后，深知这对曾国藩是个极好的机会，于是立即上奏要求授给曾国藩，而自己不动，这样更有利大局，这样咸丰帝才听从了胡的建议。曾国藩在这几年间由于没有实权，处处要受地方的掣肘，自此之后，围绕地方实职这个关卡，君臣之间的斗法才告结束。

    不过，这也算是临危受命。因为两江总督的衙门是在南京，而南京此时正被洪秀全盘踞着。原来的两江总督只好在苏州等地上班，而现在苏州也丢了，曾国藩只好在安徽流动办公了。经历了这么多曲折的曾国藩心里也渐渐地归于平实了。他总算领受到了朝廷的偏心。

    对大哥这番委屈心有感慨的曾老九，大概也看透了朝廷的真面目，故抗旨不遵对老九来说是家常便饭。他更深知，即便大功如大哥者，朝廷对他也不过如此，于是自己也现实多了。老九对官职没有他大哥那么看得重，平了太平天国之后，老九很快就主动要求开缺回籍了。但有人说老九爱财。他之所以不让旁人插手攻打南京，目的恐怕还在于这里。其实，这是不大了解老九了。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详述。不过也真有他的，仅仅凭着一个吉字营，历经两年，硬是把南京给打下来了。打下南京后，当时普遍传说南京城被洗劫一空，湘军源源不断地往家乡运送珠宝财物，因为太惦记着天王府里的财宝，才不小心让幼天王从自己打开的缺口处逃走了。

    这就有了麻烦。这个麻烦首当其冲的还是曾国藩。他是总司令啊，又是老九的亲哥。朝廷一方面要追查传说中的这批金银珠宝的下落；一方面又来责问放走幼天王的责任。本来，这两件事都可查可不查。金银珠宝方面，理应交公，但多年来，湘军打仗，朝廷又给了多少银子？尤其是刚开始，朝廷一句话：自行募集，可害苦了曾国藩，他自己说，有时简直成了叫花子，到处化缘。现在胜利了，反倒要问罪了。在长期的君臣斗法中，曾国藩也摸清了朝廷的软肋，无非是借机敲打敲打罢了。况且这批宝藏只是传说而已。因此，在答复这个问题上，曾氏表示，传说中的金银珠宝都被太平军一把火烧了。幼天王逃走的问题，朝廷显然更是借题发挥，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克城制胜之时都有太平军主要将领逃脱，尤其是左宗棠攻克杭州时，让守城的十万人马全部逃脱，都不见皇帝责问，而此次南京城里逃脱者只有寥寥数百人，就见皇帝“唯曾国荃是问”了。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不过，曾国藩毕竟老谋深算，想你左宗棠自己放走十万人不算，反倒拿幼天王逃走来说事（左宗棠曾密奏幼天王逃走），在给朝廷的答复中，曾毫不客气地举出了杭州的例子，摆明了说你皇帝偏心。皇帝当然自知理亏，更主要的还是不敢再逼，弄得不好，把几十万湘军逼成第二个太平天国就麻烦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忠王李秀成被活捉后，本来没想杀他的曾国藩上奏请旨是不是要把李秀成押解京师。表上完后，突然经人点醒，此人一旦进京，脱离了曾国藩的控制，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于是不待皇帝旨意，把李秀成就地正法。然而，问题又来了，如何向皇帝交代自己出尔反尔呢？反正人己经杀了，后患也绝了，曾国藩斗起法来胆气也足多了，他告诉皇帝，路上不安全，被人劫走，反而更麻烦，只好杀了。皇帝就算明知是杀人灭口也无话可说，毕竟此人又不是洪秀全，相对于洪来说，李只能说是个小萝卜头。皇帝最后还不得不下旨表示赞成，追认此事的合法性。

    这一系列君臣斗法，虽然历经波澜，但其结局，应该说是双赢。对皇帝来说，保住了自己的皇位是最大的收获，至于别的都不值得一提；对于曾国藩来说，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最后又避免了“兔死狗烹”的覆辙，无疑也是莫大的收获。

    历史倘若仍旧和往年一样平静地走过，曾国藩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以他在京城里的所作所为，成为一名朝廷重臣应该不难，只是迟早问题。况且到咸丰二年，他已经从“侍郎衔”转为“侍郎”，即由“相当于副部级”正式成为礼部的“副部长”。他极有可能成为一名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一个造诣很深的文学家。事实上，曾国藩骨子里的文人情怀、学者情结很浓郁。他死后，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在挽联中这么说：

    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地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

    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而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

    上联中霍子孟就是霍光，张叔大就是张居正；下联中纪河间就是清代《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阮仪征就是清代大儒阮元。挽联既肯定了曾国藩在学术上的地位和造诣，认为他的学问要比纪昀、阮元都高，只可惜做官做得太早，又长年忙于军务政务，给耽误了，否则其成就更是不可限量，深为遗憾。

    在京城时，曾国藩的诗文创作不仅自认为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就是社会上也颇为认同，他每作一诗，很快就被传抄天下，人们竞相以先诵为快。

    然而，世事难料，风云突变。帝国正值黄昏，偏逢多事之秋。先是英法等西方列强侵扰中国，继而，咸丰元年，新皇帝未正式登基，广西就爆发了大乱。

    曾国藩在京城，作为礼部官员，他可以不管这些，因而，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我们很难看到他关于这一方面的议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正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关于他对洋人的态度，在后来出征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分明。如今一般的历史学家都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皆是“亡我之心不死”，西方列强不仅是要瓜分中国，而且是要灭亡中国。事实果真如此吗？据学者茅海建考证，在鸦片战争期间，夸大敌情是常有的事，1840年英国出动兵力4000人，舰船40艘；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敌军人数不过四五千人。以这么少的兵力来“灭亡”中国，西方也太不自量力了吧。曾国藩对此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洋人无非是贪利。同治元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托英国人李泰国向英国购买兵船。李自作主张聘请了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司令，自行招募了六百英国水兵，这些都违反了当初与清政府商定的章程。曾国藩对此给予了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上书总理衙门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宁波、上海皆系通商之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因而主张而不能借其力收复疆土。这能说曾国藩是卖国贼吗？

    广西出了大事之后，先后做过刑部、兵部、吏部和工部侍郎的曾国藩，对于这种事并不感到意外。为什么会导致革命势力一步步做大？曾国藩有着自己的思考。如果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内部腐败。

    我们来看看曾国藩对当前局势的分析，便可以知道导致风云突变的根本原因何在。

    曾国藩对当时局势的分析，在他的一篇广为人知的《备陈民间疾苦疏》中充分体现出来了：

    一曰银价太高，钱粮难纳也。苏、松、常、镇、太钱粮之重，甲于天下。每田一亩，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计业主所收，牵算不过八斗。而额征之粮已在二斗内外……业主只获其二耳……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

    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臣尝细询州县所以讳盗之故，彼亦有难焉者。盖初往踩辑，有拒捕之患；解犯晋省，有抢夺之患；层层勘转，道路数百里，有繁重之患；处处需索，解费数百金，有赔累之患。或报盗而不获，则按限而参之；或上司好粉饰，则目为多事而斥之。不如因循讳饰，反得晏然无事。以是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

    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质讯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钦派大员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

    上述三条，不难发现，既是当时风土突变的根本原因，也是广西革命之背景。

    咸丰元年，新皇帝继位。历史上的咸丰皇帝被公认为“平庸”，也就是说算不上好皇帝，也谈不上是昏庸的皇帝。事实也是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皇帝都很平庸。但新皇帝登基，总有一番新气象，曾国藩的这一疏正是这一新气象下的产物，犹如万马齐喑之时突然爆发出一声巨响。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以独特的眼光，向皇帝陈述了民间这三大疾苦。银价太贵，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应该说，作为一个站在清政府立场上的侍郎，他所说的这三大民间疾苦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民意。这一点毋庸置疑。

    先看银价太贵、钱粮难纳这一大民间疾苦。曾国藩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为例，给皇帝分析了其粮食税收之重。一亩田产稻米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开佃户平分及拒不交纳的数目外，种田人平均收入不超过八斗。应征二斗左右，漕斛、帮运费各二斗，这样只剩下二斗。问题还不在这里，如果这应交的六斗是交实物即粮食的话，老百姓还没什么话说。问题是，当时收米者不多，一般都是折算成银子上交。这样，里面就有一个看不见的黑洞在，因为把粮食折算成银子，这个换算价由政府说了算。政府把银价定高一点，那么所收的粮食其实就多了。由于政府不收粮食，老百姓还得先把粮食卖了换成钱；而粮价历来极贱，这样老百姓在卖粮时先吃一道亏；然而，政府还不收钱，还得把钱兑换成银子，老百姓又吃第二道亏。这样层层兑换就等于层层盘剥。一般情况下一石米卖三千钱。过去一两银子可兑换一千钱，一石米就可得三两银子；而今银价高，一两银子可兑换两千钱，这样一石米就只能换得一两五钱银子。因此，表面上政府税收数目不变，但暗地里却增加了一倍。这样一来，许多老百姓就交不起粮税。由于交不起粮税，地方官员要么施以酷刑，要么只能谎报歉收，前者则贻害百姓，后者则贻害国家。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上半年就开征下半年的税，今年就把明年的税征完了。这样，继任者一来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缺口，为了堵缺口，后继者更加肆无忌惮。株连亲戚甚至强迫邻居代交税款的事情常有发生。这一大民间疾苦显然是政府政策方面的问题导致的。

    再看盗贼太多、良民难安这一条。

    自古以来，庐州、凤阳、颍州、亳州一带是强盗出没之地。最近强盗之风越来越炽烈，大白天抢劫奸淫，抓人绑票的事情时有发生。老百姓告到官府，官府派人缉拿，而地方上的头领却欺骗说强盗已经逃走了。于是官兵便纵火烧毁一些附近的民居，示威一番走了，或者杀掉监狱里的囚犯来冒充一下。强盗不仅没逃走，老百姓早已是倾家荡产。有时盗贼还和官府勾结，即便抓到了盗贼也被收买一通放了，更有甚者，还有的将无辜百姓诬为盗贼一伙，将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狱。四川陕西的盗贼首领就是这样的例子。南方则会匪猖獗，十家之中三家都是贼匪，一些良民也被迫入伙。地方官却欺瞒成性，原因之一就在于会匪太多，即便抓到几个，在押解途中多半又被劫走；而办案所需经费也是地方官头痛之事；倘若报了案而没有限期破案，地方官又有被参劾的危险，于是干脆都隐而不报，听任盗匪横行发展。事发广西的太平天国事件就是这样一件典型。当时的头头冯云山本来就被抓起来了，但一年多后竟然被疏通而放了出来。

    再看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这一条。

    曾国藩做过刑部侍郎，自然对这一条了然于胸。他发现他代理刑部以来的案子，大大小小数百件，只有二件案子经查水落石出，其余的都被判为诬告。要么是原告申诉不实，要么是越级告状，要么是借建议之名挟制官府。哪有原告都理曲而被告皆理直的这样一种现象呢？这样一来，许多人不敢直接重新办案，或者以收买原告让他难进难退，要么替被告想方设法开脱。“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有的甚至是很明显的案子，都要拖它个几年不结案。黑白颠倒，有冤难伸，就是目前的现实。

    有此三条，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要导致官逼民反的。第一条属于政策上的问题，第二、三条都属于吏治腐败的问题。这三大民间疾苦，是两千年来历朝历代都存在的问题，只是程度上有差别。这不是因为清王朝是由满州人统治而造成的现象，汉人做皇帝也不例外。在这个时候，洪老童生根本不察现实，根本不理解民生疾苦，而偏偏要“革命”，可见其目的并不在要救民于水火，而是要自己出口恶气，过一回做皇帝的瘾罢了。

    应该说，这个时候的帝国，更糟糕的还不在此，而在于一种“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什么叫“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曾国藩在另一番奏折中就鲜明地指出过。这就是他在《应诏陈言疏》里面论人才转移、培养、考察之法时提到的以京官、外官为代表的吏治。他说：“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钦佩曾国藩眼光之厉害，分析之犀利，句句皆辟鞭入里之言，深谋远虑之计。这篇奏折写于道光三十年三月，他预料的“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未出此年，即已尽皆应验。吏治如此，民心可知。

    在《备陈民间疾苦疏》的开头，曾国藩就提到历史上的史实，隋文帝末年，国家最为富庶，然而天下大乱，是何故？汉昭帝时，天下最困，而国家慢慢安宁，又是何故？本朝康熙时期，起先16年间只有一年没有水灾，其余皆江河决堤，又有三藩之变，九省动荡，侵扰7年，财赋去半，国库空虚，然而国家没有分裂，天下没有大乱，又是何缘故？曾国藩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民心。民心在，则汉昭帝、清康熙皆能稳如泰山；民心散，则唐兴隋亡，恍惚之间耳。

    我观历史，所谓民意者，其实并不只指老百姓，而恰恰指的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分子集中代表了民意。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好糊弄的，有了吃有了穿，他们会山呼万岁；没有吃没有穿，他们可以当牛做马，可以卖儿卖女……而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是没有过的，有的只有那些平素不劳动（既不种田又不经商）的游民起义。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没有组织，没有发言权。好在不少知识分子出身于农民，他们懂得农民疾苦，是他们在为农民代言。曾国藩就算一个。所谓民意就是知识分子的呼声，所以历朝历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是尽皆拉拢，或者斩草除根。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朝廷吏治腐败，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仍是无数知识分子的良心所在。民心仍然在朝廷一边。

    这里顺带提一组数字，或许可以说明民心的改变。以盐税为例。光绪之前，每斗盐收东钱（盐税）8文；光绪元年，收240文；光绪五年，收480文；光绪十五年收720文；光绪二十年收960文。随着这盐税的数字水涨船高，民心却正呈反比例负增长，终于有一天，这盐税收不下去了，民心也就彻底丧失了。清帝国的丧钟敲响了。